分析中国期货法律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A. 在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境或阻碍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
▶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
▶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还要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现实表明，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举，是法治一体建设的重中之重。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当前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诸多矛盾，并从对矛盾的分析入手，厘清法治社会建设的进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不满法律程序上的种种限制；一方面认为他人违法侵害其权益，另一方面自己却坦然违法、钻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为武器，另一方面却容易以极端方式维权。这些矛盾导致维权与违法往往交织难辨。
二是对公权力机关的诉求日益增长与对公权力机关的服从、配合与支持日益淡化之间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决的习惯，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其诉求愈加多元复杂。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对公权力机关必要的信任，对其服从、配合、支持的程度则日渐降低。这种下降状态又反过来削弱公权力机关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能力和资源。
三是对依法治国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则的抽象认同与人情、关系、私利、政绩大于“国法”的行动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厉行法治早已是共识，宪法法律至上也获得了最广泛的观念认同。但在具体的行动中，特别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务上，人情、关系、私利、政绩等不正当考虑迅速成为行动者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处于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权力机关的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仍不成熟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和归位，理性再定位的过程。但由于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社会组织仍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导致公权力的进退维谷。
五是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与法律质量整体上仍不理想之间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质量已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级的法律规范质量不高、类型化不够、科学性不足，将执法和司法带入或难以实施，或实施冲突，或实施背反的多难困境。
六是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和期待与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严厉制裁违法行为是保障法治权威和发挥法治威慑力的必要条件。但是现实中，在一些方面，由于责任设置过低，特别是查处率不高，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客观上造成“逆向选择”、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并导致普遍违法。
七是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与应对方式的简单化、低效化之间的矛盾。社会事务日新月异，纷繁复杂，情况和形势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社会矛盾进入漩涡期，治理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利益冲突在加剧；然而社会管理模式仍然滞后，不少应对方式过于简单、低效，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要应对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统治理。
第一、价值建设，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成为社会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引。当前人民群众已经有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确立。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力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理念引领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第二、基层调整，使治理畅达“末梢神经”。体制问题具有决定性。我国传统上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层级化管理体制倚重“生产经营单位”和“基层组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在“最后一公里”失灵的问题。建议以确立社区的法律地位为主要方式，重塑我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确保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传感”途径畅通。
第三、制度改进，使规范体系管用。高度重视法律规范质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视法律规范的针对性、系统性以及可实施性的问题。积极完善社会领域的法律体系，推动构建和完善社会自治规则，合理配置实施资源，努力创造实施条件，保证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则相互配合协调发挥作用。
第四、秩序建构，有效控制不当社会行为。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要强化对市场活动的监管和市场秩序的维护。在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外部行为的规范和内部治理的引导。要切实解决专业中介组织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场规则的问题，要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诚信和公信，透过秩序的建设和维护持续规范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负面清单：一种新的治国理政模式
王利明
▶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谓的负面清单，也称为“否定清单”、“负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现在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法的领域，后来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模式确定下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规列举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的事项，对于法律法规没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举事项之外的领域，可以由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入，法律不作干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决议里，已经把负面清单管理，作为一项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方法确立下来了。从管理模式上来说，为什么说它是我们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负面清单管理给予市场主体广泛的行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场主体的潜在活力。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所无法预见的，立法者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从而无法相应的强制性要求别人去做。市场主体能否进入这些领域，必然成为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大量的是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法律的沉默空间”。
在这样的一个空白地带，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全采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单管理这样的模式下，它实际上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对这样一个法律沉默的空间，并不允许市场主体就可以直接地进入，能否进入，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还是要由政府来决定，这样市场主体的行为的空间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限制。但是负面清单管理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或限制的领域，市场主体才无法进入，凡是清单没有列明的领域，市场主体均可以进入。因此，与正面清单相比，负面清单模式赋予了市场主体更充分的行为自由。凡是法无禁止的，即推定市场主体有行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间”，政府机关也不得设置额外的审批程序，实际上就给了市场主体非常大的行为自由，这种自由其实就是经济活力的保证。
第二，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新的治国理政的模式？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限制和规范公权，尤其是规范审批权。审批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权力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它直接决定了针对谁，能够干什么，其实也是对资源的一种分配。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政府依然还是在管理，政府实际上通过规章等各种规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着领域的进入，我们的许多规章其实都有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宣布这个事归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报批，三是不报批我就要处罚。
那么一旦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以后，凡是负面清单之外的，凡是法律没有限制，没有禁止的，所有这些部门领域，不得再进行审批。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所以它体现了法制的一个基本的精髓，这就是规范公权。
第三，这种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为更加公开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开的、透明的、可预期的效果。负面清单管理可以说在很大的层面上实现了这样的效果。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之下，负面清单的内容本身是公开的，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也是公开的，除负面清单明确列举的事项之外，市场主体原则上都可以自由进入，例如，在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下，一个企业要进行投资，应当首先去找一名律师咨询，看看现在要进入的投资领域，是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所限制禁止的领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规禁止限制之列，那么其就可以放心地进入。这样对于行为的结果，企业也能够产生一种合理的预期，所以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公开预期的效果。
第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能够真正使经济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到机场去坐飞机都要经过安检，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每次进入安检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这些东西列举出来，其实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明确列举法律法规要禁止携带的物品，如果我们不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正面清单管理方法，即明确列举哪些物品是可以携带的，则机场可能需要将所有可以携带的物品列出来，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个安检人员每天要检一个人，都要检几个小时。这必将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会给安检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利。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其也更有效率。规则和空白地带，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这就会非常有效率。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看，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职权法定原则相结合，这两项原则正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的内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院院长）
下一阶段法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吴志攀
▶改革进入深水区，就必须开大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
▶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国，首先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同步的。离开了法治，市场就会混乱，经济就不可能起飞，更不可能平稳、高速地发展。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条最基本、最核心的经验。今天，当改革开放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新的时期，就不得不更加强调法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已经有一代人的实践（中国的传统，三十年为一代），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在下一个阶段，我认为要通过加强法治来解决三个问题。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划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喷气式飞机，从海南岛坐飞机到乌鲁木齐，也要好几个小时，这么大一个国家，维护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同时照顾好各个地方的不同特点，调动各地的积极性，这是执政兴国的一个基础。分税制改革之前，我们的中央财政略显单薄，而一些地方财大气粗。那时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在“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实际上重新划分了财权，中央财政大大充实了，同时，城镇的房屋市场化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这些改革，影响深远。但任何一项改革，不可能只有好处，不可能没有一点消极面。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卖地，房地产成为主要支柱产业，但泡沫大了，有问题，老百姓也受不了，国务院三令五申平抑房价，先后出台《国十条》和《国五条》，但收效都不明显。还有地方债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复杂。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里面要算经济账，还要有法治。我们现在比过去更加强调依法治国，治国首先就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大的框架当然是宪法，是我们的根本政治体制所确定下来了的，但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在各个部门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轮的法治建设与改革，要在这方面下力气。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市场行为的“裁判员”，企业是市场的“运动员”，两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两者不能混同。还有，运动员也应该分分类，有的是跑长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里有便宜可占就到哪里去比赛。例如，很多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央企掌握国计民生的命脉，实力雄厚，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基础。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业，拼命往房地产市场里钻，到处拿地，而且把地价抬得很高。政府办企业，当然要实现保值增值，但办企业的目的不止是为盈利，还有承担很多社会责任，特别是央企，应该多花一些精力去发展那些中长期的、战略性的、风险大一些、利润可能不那么高的大项目，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长远发展。而不是房地产这样的，利润高，见效快的竞争性项目。地方政府当然特别欢迎央企去拿地，怎么拿他们都高兴，一切可以开绿灯，但这样一来，市场就可能有点乱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这样算法治吗？不好说了。未来着力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领域，加强法治建设。
其三，要更加强调，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中国社会对公平的敏感，超过了西方。对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应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维护公平不容易。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尽量多考虑弱势群体，不能被利益集团绑架了。现在对城镇低收入群体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工程，全民覆盖的医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等，都是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些方面还要加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经济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是成功的，但进入了深水区，有可能摸不到石头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开大船，要开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这样船才稳当，才能乘风破浪。
（作者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不断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李 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
▶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顶层设计的立法模式转变
当前，我国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立法不当问题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后不能用、不管用、难执行、难适用、难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虚设。为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形势下，应进一步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完善我国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转变立法观念和立法模式。立法应当充分代表民意、体现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决社会问题、分配社会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权力滋生的腐败，从制度和规范的源头上维护人民利益。一是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法观，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立法观；从片面追求立法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和实效的立法观，转变为立法质量和实效第一的立法观；从重立法效率、轻立法民主的立法观，转变为民主优先兼顾效率的立法观；从只管法律制定不顾法律实施的立法观，转变为兼顾立法与法律实施并以法律实施为导向的立法观。二是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强领导、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变。从立法项目选择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转变，使立法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艺术。
第二，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职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转变被动立法局面，使立法与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积极主动地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一是推进人大常委会常委的年轻化、专职化、专业化，让人大常委会委员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履行职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期制度，适当延长每年的会期，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时间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听制度，让公民、媒体和社会组织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参与和监督立法过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弥补人大常委人数少、时间少、专业知识不足等欠缺。五是进一步扩大人大常委会委员、专门委员会、立法工作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比重，增强立法的全局性，从源头上预防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推进民主立法。扩大不同利益群体公开主张、表达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诉求，通过立法博弈实现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广泛的立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制度，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立法事项，原则上都应当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意见采纳情况的说明和反馈制度。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对影响重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的方式充分听取意见，确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全面参与立法、有效开展立法博弈，保证人民群众立法诉求的充分表达和宣泄。推行律师和法学专家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专业立法咨询、参与立法听证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进立法公开，建立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立法旁听制度，旁听代表有权发言，保证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B. 3.27国债事件反应我国期货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政策
1994年11月22日，提高“327”国债利率消息刚面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期货就出现了振幅为5元的行情，未引起注意，许多违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在“327”国债的前期交易中，万国证券预期已经形成错误，当出现无法弥补的巨额账面亏损时，干脆以搅乱市场来收拾残局。事发后第二天，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颁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具有全国性效力的国债期货交易法规。但却太晚了。
保证金规定不合理，炒作成本极低。“327”事件前，上交所规定客户保证金比率是2.5%，深交所规定为1.5％，武汉交易中心规定是1％。保证金水平的设置是期货风险控制的核心，用500元的保证金就能买卖2万元的国债，这无疑是把操纵者潜在的盈利与风险放大了40倍。这样偏低的保证金水平与国际通行标准相距甚远，甚至不如国内当时商品期货的保证金水平，无疑使市场投机成分更为加大，过度炒作难以避免。
缺乏规范管理和适当的预警监控体系。涨跌停板制度是国际期货界通行的制度，而事发前上交所根本就没有采取这种控制价格波动的基本手段，出现上下差价达4元的振幅，交易所没有预警系统。当时中国国债的现券流通量很小，国债期货某一品种的可持仓量应与现货市场流通量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并在电脑撮合系统中设置。从“327”合约在2月23日尾市出现大笔抛单的情况看，交易所显然对每笔下单缺少实时监控，导致上千万手空单在几分钟之内通过计算机撮合系统成交，扰乱了市场秩序，钻了市场管理的空子。
管理漏洞，透支交易。我国证券期货交易所以计算机自动撮合为主要交易方式，按“逐日盯市”方法来控制风险，而非“逐笔盯市”的清算制度，故不能杜绝透支交易。交易所无法用静态的保证金和前一日的结算价格控制当日动态的价格波动，使得空方主力违规抛出千万手合约的疯狂行为得以实现。
监管职责不明确。中国的国债期货交易最初是在地方政府的批准下推出的，《办法》颁布前，中国一直没有在法律上明确国债期货的主要主管机构。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并参与制定保值贴补率，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例行管理，并制定和公布保值贴补率，证监会负责交易的监管，而各个交易组织者主要由地方政府直接监管。多头监管导致监管效率的低下，甚至出现监管措施上的真空。“327”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痛，以至于有段时间一提到期货人们总会联想起欺诈、疯狂和混乱。从1995年到2005年，是中国170余家期货企业日子极不好过的11年，监管层也整整思考了11年。人们还将思考多久？还将等待多久？
淮南的柑橘很香甜，但是到了淮北就成了苦涩的“枳”。我们在引入金融创新工具的激情中忘记了要先打理好这里的监管气候和土壤，给它一个营养丰富的环境它才能顺利成长、恢复本性，否则只能是因发育不良而早夭。
国债期货的基础是利率市场化，虽然目前利率市场化的工作已经启动，但程度还不够。因此，国债期货的推出应该等待利率真正市场化的那一天。等待需要耐心，等待更需要技巧。
文中醒目处：
1，“327”国债期货合约参与者如是说：“这个事件对中国期货业影响实在太大了，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时期货市场管理很乱，国债期货是十分狂热的。
2，国债期货的基础是利率市场化，虽然目前利率市场化的工作已经启动，但程度还不够。因此，国债期货的推出应该等待利率真正市场化的那一天。等待需要耐心，等待更需要技巧。
C. 我国金融期货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中国金融期贷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我国金融期货交易立法滞后、不健全，致使中国金融期货市场面临着诸多法律风险。目前我国金融期货市场上法规欠缺，立法层次低，金融期货市场中的合约在法律范围内无效，合约内容不合法律规范，或者是因对方破产等原因，使合法的合约无法执行而造成的风险。
(二)管理机构过多，从而导致管理混乱。中国现有诸如中国证券会、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地方政府、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管理机构。而且这些机构还存在着一定的权属不清，政出多门现象，使得金融期货市场难以适从，这势必会造成市场混乱，竞争无序等现象的发生。
(三)缺乏真正的市场均衡价格。使得金融期货市场面临着价格风险。由于金融期货的杠杆作用，它们对其相关联的基础金融工具如股票指数、汇率、债券价格的变动极为敏感，波动的幅度比基础市场变化大。由于金融期货市场发育不成熟或是突发事件导致金融期货的转让很困难，或要转让就要面对价格大幅度下跌的风险。而由于政府的宏观政策或对相关市场的调控都会影响到金融期货的价格，也会使其收益产生不确定性。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几点对策
(一)完善金融期货市场监管的法律体系
我国正处在金融期货市场发展的初期阶段，要不断推进我国金融期货市场法律监管体系建设，实现该法律体系建设的专业化、系统化、透明化。在后金融危机的形势下，立法思路上要遵循科学借鉴原则，具体说来，一方面是加快立法，在数量上满足金融期货市场自身发展需要；另一方面要针对现代金融发展的快速、复杂、多变的特点，提高立法技术和专业水平，避免体系内部各法律法规出现相互矛盾或产生歧义。以建立一个结构合理、互为补充、协调一致的高质量的金融法律体系。并注意金融法律体系与其他法律法规之间的配套和协调。
(二)规范金融期货市场管理秩序
1.外部监管体系如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交易所要在监管方面保持协调一致共同审定上市期货合约，对从事期货经营、期货结算、咨询等相关机构的设立进行审核并对其业务活动实施监管。
2.要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财务公开制度。不论是内部的风险管理制度还是外部的监管制度，其核心均在于发现金融期货交易中潜在的风险，保证期货交易有秩序顺利地进行，而信息披露制度正是发现问题的关键手段。
3.加强政府监管和行业管理。尽快建立更具有权威性的全国统一的期货交易管理委员会，其职能部门的设置可参考CFTC组织；在实施期货监管时，政府应注意发挥期货协会的作用。政府自身也应注意保护民主决策机制，不断增强监管行为的合理性。
(三)加强基础市场的建设，为期货市场价格的均衡提供有力支撑
基础的稳定为减少金融期货交易中一些不必要的风险提供了一个长期有效的保障。作为一个新兴市场，股市的遗留问题还很多。政策市场和资金推动型的不成熟股市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如果证券投资基金控制股票风险都达不到一定的成熟度。把基金的一些市场行为拿到股指期货上，恐怕只能加剧基金和股指期货的风险。因此，有必要加紧完善基础市场的建设。
D. 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仅供参考：
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法律体系的四要素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来看，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均存在问题。
在金融立法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1，行政主导立法现象普遍。一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之初通过授权性规则和兜底条款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宽泛的空间，使金融市场规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不稳定性；二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有明显的部门化倾向。在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同类产品和业务因实施主体不同，而要适用不同规则，进而引发规则适用混乱与监管套利。同时，行政主导立法既造成行政部门公权力无序扩张和制约不足，也给政府带来远超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责任。
2，法律体系不够完备，在横向和纵向均存在不足。从横向看，主要表现为上位法存在空白。一方面，缺少《期货交易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另一方面，现有上位法覆盖范围过窄，随着金融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从纵向看，一是法律层次不清。《信托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都是混合立法，即将交易法和行业法糅合在一部法律内，且偏重行业管理，对交易活动规制相对薄弱。混合立法的益处是相对简单，缺点是将一类金融活动归为一个行业，容易造成监管分工不清和空白等问题，甚至演变成为监管者立法。例如，《信托法》将信托行为规范与信托业规范合一，将信托监管职责赋予中国银监会 ，结果只有银监会批准的信托公司才能从事信托业务，而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从事的理财业务又是事实上的信托行为，监管机构不得不制订各自的监管办法，造成监管制度不一致。二是配套下位法欠缺。我国现有4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多年以后相关法律仍未出台。在保险领域只有一部《保险法》，而机动车财产赔偿、保险产品费率厘定、互助保险等重要事项均缺乏配套立法。
3，法律过于宽泛和简单，对执法机构授权过多。以《证券法》为例，在司法实践中，约有3/4的证券案例未引用《证券法》，1/4的证券案例尽管引用《证券法》却只引用其中7条内容，仅占证券法条款的3%。同时由于《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的规定偏少，在司法审判环节存在很多障碍。法律适用性不够导致执法环节只能以行政规章代替法律，放大了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
4，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对投资人和消费者保护不够。现有金融法律基本上都是以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财产为宗旨，操作中往往以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否定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和刑事责任，使金融机构易于推卸责任，将内部风险外部化。维护金融安全应以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平衡为前提。对金融机构过度呵护使其缺少足够的外部压力，难以提高内控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
5，法律更新不及时。创新多、变动快、变化大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特点，但我国金融法律修订周期明显偏长，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修改一次很普遍。而境外修法的频率要高得多。例如2000年以后日本的《保险业法》修订了6次，平均2年一次。我国香港地区《证券及期货条例》自2003年生效以来，十年间已经作了20次修改。
在金融执法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执法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程序性规范与标准仍有欠缺。目前规范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执法权力运行的规则尚不完备，没有调查取证、行政处罚等专门的执法程序性规定，缺少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类型化的认定标准和归责原则，认定难、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由于执法部门与司法机构缺少衔接，监管部门又在一定程度上负有促进行业发展职能，因此执法过程中过多采用行政处罚方式。加上行政处罚尺度弹性较大、透明度低，造成违法成本偏低，执法威慑力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姑息纵容了违法行为。
3，部分监管执法措施效力存疑。以证监会为例，其已经使用的监管措施共125种，但其中《证券法》明文规定的仅23种。《证券法》外的监管措施设置的合理性、程序正当性、救济保障制度安排的效力等均存在疑问。
在金融司法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筛选机制使大量金融争议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金融争议因筛选机制而未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表现为：一是限制受理案件的法院，投资者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提起的侵权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要求由上市公司所在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法院管辖；二是为案件当事人起诉设置额外的先决条件。例如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三是限定诉讼提起的方式。“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是《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救济方式，理论上它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效果。但在金融司法实践中几乎得不到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
2，审判专业性有待加强，争端解决机制单一。金融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和所需专业知识的日益复杂，使法院和法官不得不在迅速审结案件与确保裁判质量之间探求艰难的平衡。同时，金融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健全，无法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有效分流争议，减轻法院压力。
最后，在金融守法上，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我国金融守法方面的最大问题：一是金融商品销售者有法不遵；二是金融商品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知识欠缺。由于民众普遍缺乏对投资项目合规性和风险的鉴别能力及维权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产品销售者的过度宣传等违规行为。一旦风险暴露，又只能用“上访”甚至极端手段挽回损失，使金融纠纷转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投资人只重短期投机而不做长期投资，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如何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在金融立法上，首先要调整立法理念。为此，一是要保持立法目的稳定性，避免随形势的变化而过于频繁地调整，降低法律及其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二是要保持法律保护群体的均衡性，法律法规条款设计要以保护权利为准则，避免以政治性的判断影响公正性；三是转变既往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理念，实现立法技术精细化，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其次，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调整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流程，提高立法、修法透明度为抓手，提高立法科学性、民主性。一是在提供必要立法资源和提高专业性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发挥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作用，统筹推进金融基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二是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三是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四是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五是加强统筹规划，完善金融立法、修法需求汇集机制，制订拟出台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时间表。六是建立健全立法质量与效果后评价制度，通过立法评估、执法评估等方式，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
第三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修法效率。一是根据经济和金融领域需要，适度提高金融法律的修法频率，更多运用“法律修正案”的立法方式，缩短时间间隔，适应形势的快速变化。二是扩大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征求范围。
在金融执法上，一是健全执法检查制度，推进执法主体、职能、权限、程序、责任规范化。制定调查取证实施办法，细化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查阅复制资料、封存文件资料等执法行为的实施程序；二是确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明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法定情形和适用标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三是深化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查审分离制度，探索建立依法行政评估制度，明确评价方法和标准。
在金融司法上，首先，增强规则条文的司法性可操作性。为此，一是通过法律修订，逐步增加可供司法判决引用的条款，提高金融法律的司法裁判性。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详细定义有关犯罪行为(如什么是非法集资、市场操纵、跨市场操纵).
其次，提高司法效率，维护金融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强势一方的侵权行为，要发挥司法维护金融秩序作用，赋予投资人可行的司法诉讼渠道，使之能通过司法途径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应加强融资方责任配置，逐步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发挥刑罚威慑作用。为此，一是要配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充实司法资源，改革司法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提高司法有效化解和解决金融领域争端的能力。二是要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要求，以证券民事诉讼为突破口，取消不必要的前置程序，探索法院直接受理的有效模式。逐步减少和取消事实上存在的金融领域纠纷案件筛选机制。三是以推进金融仲裁为重点，建立诉讼之外金融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在金融守法上，提升全社会的守法意识，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加以推进。一是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在金融机构柜台、中小学、社区等通过投放宣传册、举办专题宣传活动等方式，提升居民对金融商品和金融风险的认识；二是要进一步强化金融业行业协会和各种专业性商会的自律机制，在行业内建立起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三是要加大对金融案件审判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强化警示和震慑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特别要建立金融纠纷相关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
近期需要调整的重点领域
首先，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监管机构协调性差，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特别是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监管主体涉及多个政府权力机构时，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局面，形成监管机构的互相推诿、监管竞争与监管真空、同一机构多个监管标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各个监管机构分而治之的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统一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对此，需要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加快对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即便在不对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制度、政策措施纳入法律轨道仍是当务之急。
其次，调整信托相关法律关系。由于信托制度不健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理财市场则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是要研究修订和完善作为上位法的《信托法》，明确信托的定义和范畴，细化对信托活动的规范，强化重要事项的监管要求并具体规定操作规程；二是努力通过各类相关下位法律法规的整合(包括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和理财产品相关法规)、统一监管目标，协调监管标准，规范监管机构的行为。
第三，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框架。近年来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但金融立法远没有跟上。一是立法层次低，除《证券法》和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外，其余都是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是行政规章多由各监管部门单独制定，不仅分散凌乱影响执法效率，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部门之间的冲突；三是法律责任欠缺。《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仅有三条罚则，威慑力有限，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很低、惩罚力度不够；四是《证券法》对场外衍生产品的具体管理并没有实质性的条款规定，未能形成系统的场外市场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与其他法律制度如《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也不相容。为此要尽快制定《期货法》，明确期货交易涉及的基本民事法律关系。以修订《证券法》为契机，扩大“证券”及“衍生品”的范畴，将公募、私募的股票、债券及其他有证券属性的金融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均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确立场外市场的定位与监管框架。
第四，构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原则性的概括，操作性很弱。相关制度中普遍存在责任不明确、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违法违规惩处多为罚款而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执法授权方面，既存在对行政监管机构授权过度问题，也存在授权不足问题，例如证监会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时，往往会遇到阻力。为此，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制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法规，未来应根据实施效果，适时上升为人大立法。
第五，完善金融安全网。尽快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尽快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规范市场退出程序。
第六，规范非正规金融活动。制定《非存款放贷人条例》，将包括P2P等网络信贷平台在内的非金融机构放款人、民间借贷纳入放贷主体范畴，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元化信贷市场体系，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活动健康发展。
E. 我国的市场经济机制中存在什么问题
资本市场结构方面的问题
1、投资主体结构不合理
我国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结构不合理，投资者现在还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机构投资者数量相对来说较少，两者比重相差较大。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主要是以投机为主，其投资行为取决于个人对证券产品的投资偏好，这种投资偏好的市场随机性很强，增加了不稳定性；而机构投资者则更注重对上市公司基本面分析，选择策略投资对象进行理性的价值投资，是稳定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市场上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还比较弱小，难以适应投资的机构化的需要，阻碍了这种稳定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
2、上市公司结构不合理
(1)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①国家股、法人股等非流通股过于集中，导致“一股独大”现象；②公众流通股的比重非常低，绝大部分股份不能上市流通；③流通股过于分散，机构投资者比重小；④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不是自然人，通常是一家控股公司。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多方面的问题：由于国家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国家股和法人股就始终占上市公司股份的主要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虽经改制而成为股份公司，实质上仍然是原来的国有企业，很难期望它能真正转换经营机制。这样，上市虽然有助于企业在市场上直接得到资金从而缓解经营困难，但长期来看对其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未必理想。同时，在国家股和法人股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流通股规模较小，很容易形成机构大户操纵市场的局面，并且由于国有股不能自由地交易和转让，由市场所决定的资产兼并重组就不可能发生。在股市上所进行的企业并购只是在政府部门授意下才可能发生，这就决定了我国的股市难免投机盛行。
(2)上市公司组成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①国有企业比重大，非国有企业比重小；②大中型企业比重大，小企业比重小；③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多，企业整体上市公司少；④传统产业上市公司多，高新技术产业上市公司少。例如，沪深两市1200多家上市公司中，通过直接上市和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所占比例只有16%左右；行业分布存在较大缺陷，传统产业的上市公司数量太多，竞争性领域企业数量超过85%；有超过65%的股权不能流动，对社会资源造成极大浪费。
3、金融产品结构不合理
(1)传统金融业务产品结构单一。在银行业，业务集中在信贷等传统的零售业务领域，即使在传统的零售业务中，也缺乏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系列产品，金融中介等批发业务严重不足；而国外银行业在企业的整个发展期、成熟期，甚至二次创业中都会提供一系列的金融服务品种。在证券市场，中国股票市场相对于债券市场发展迅速，同样存在法人股、国有股的流通问题以及A股和B股的合并问题。
(2)金融衍生工具发展滞后。衍生工具是企业规避或分散经营与投资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1991年中国建立了期货市场，但交易品种局限于绿豆、有色金属等商品期货，至今尚未推出利率、汇率、股指期货以及期权、货币互换、股权互换等来规避金融风险。由于缺少组合投资所必需的金融衍生品，各类投资者行为趋同，容易形成市场的单边运行，在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调控方向发生变化时可能导致风险积聚。
(3)金融手段创新不足。在金融业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潮流中，各国金融业已借助电子技术的发展迅速实现金融业的电子化、网络化，为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竞争力、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中国银行业和证券业已基本实现电子化，银行、证券业务网络化也已起步，但与国外发达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同时，由于体制问题，金融机构在电子化与网络化过程中各自为战，如各银行的自动取款系统和结算系统独立运行、互不兼容，增加了金融业电子化与网络化的发展成本，也因规模不经济和便利性不足而抑制了自身的快速发展。
4、资本市场层次结构不合理
我国资本市场体系结构单一，缺乏层次性。首先，仅从方便监管、防范风险角度出发，形成了全国简单划一的，以沪、深两个交易所为中心的单一资本市场，而缺乏适应市场需求的多层次市场体系。我国目前只有主板市场，虽然推出了中小企业板块，但离真正的二板市场还有相当的距离，三板市场还远未形成气候，资本市场缺乏层次性，不能满足投资者和筹资者多样性投融资要求，产权交易体系尚未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发展不完善。
(二)资本市场制度方面的问题
1、体制方面的问题
我国资本市场制度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我国资本市场由于政府和行政机构的介入，行政化色彩较浓，是“计划”的资本市场。首先，资本一级市场受到行政垄断，影响了市场融资体系的社会化和融资渠道的开通，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地方财政收入，在选择上市公司时很少考虑其成长性。所以，企业将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公关”和“包装上市”上，而不是放在生产经营和结构调整上。很多上市公司上市前并没有实质性改制，主要的目的是“圈钱”，没能有效地利用圈来的钱。此外，发行市盈率也受到限制。券商不能发挥职责的原因之一就是一级市场“包赚不包赔”式的运作，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1999年以前股票发行市盈率一直受到严格限制，即使后来放松了对市盈率的限制，虽然一级市场的收益率有所下降，但并没有改变“包赚不包赔”的现实。其次，资本二级市场存在“政策市”的非正常现象。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中，政府对企业有较浓的保护色彩，导致股票市场无法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政策市”的存在，使得股市行情随着政府态度的变化而变化。
2、机制方面的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体制方面的问题是造成我国资本市场缓慢发展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体制滞后，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竞争机制失效、约束机制弱化和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1)竞争机制失效。在上市公司中，首先缺乏产权关系明确的市场主体，其次缺乏竞争机制形成的市场价格，导致资本市场不能形成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行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
(2)约束机制弱化。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有国有企业改造而来，存在着“转轨”不转制现象。主要表现在：一是“翻牌”。将未根本改制的原名企业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二是“圈钱”。在上市中按溢价募集资金，力保配股资格，达到圈钱的目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处于控制地位，处于“产权虚置”状态，上市公司原主管部门以国有股代表的身份对企业进行干预，又不对后果负责；而且董事会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大股东和企业内部，很难真正发挥监督的作用。
(3)激励机制不健全。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实行即时薪金与长期薪酬相结合的收入形式，具有较大的激励作用；而我国只有即时薪金的激励办法，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变化与公司决策经营无利益关系。因此，导致了经营者不太重视企业的长远发展，往往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3、规则方面的问题
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健全的法律体系为基础。目前，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一套健全的法律体系，缺乏完整有效的市场监管体系和制度化的沟通协调机制。
各级监管部门的职能、层次不明晰，同时没有一套严密有效的措施来确保其履行职能，并使其承当相应责任，造成事后监管大量存在，降低了监管的效率。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管理机关的管理权威和效能还有待加强，监管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滞后于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增加了监管难度。例如：《证券法》已经出台，但缺乏相应配套的实施细则和相关法律；《证券交易法》、《证券信誉评级法》等尚未出台等。此外，《证券法》的制定、颁布和实施过于迟缓，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发展。
F. 简述我国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我国社会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公民法律意识淡薄
我国公民当中很多人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这一问题极大的阻碍了我国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在人民群众当中，公民的法律意识、权益意识、民主意识、义务意识普遍缺失。在领导干部中，一定程度存在着知法犯法、腐败等问题。更有一些司法干部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忽视了法律的公正意识和效率要求。这些问题都极大的限制了我国社会法制建设。
1、权利意识的淡薄
权利意识作为公民意识的核心意识从古至今都比较单薄，这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传统及风气所造成的。在我国古代，人们长期受到宗法制、集权制和自然经济这三个方面的影响，自由、平等观念的培养几乎没有。另外，人们主观上普遍对儒家思想中的重义轻利思想比较推崇，长期以来受到了深究长远的影响，很多公民仍然以打官司为羞，即使他们的利益受损，居然误以为打官司就是不光彩的事，就不愿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利益，这就是法律意识淡薄的表现。
2、公民法律教育的滞后
当代社会对公民的法律教育不是十分重视，另一方面，公民对法律的学习也不是很重视。尤其是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我国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没有得到发展，法律教育至今还是沿用较为传统的模式，这也是导致公民法律意识缺失的重要原因。
（二）法律法规不健全
法律运行机制不完备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在制度建设方便仍然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现阶段，社会制度失效或效率不高的现象大量存在，有的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有的罪犯却因法律漏洞逍遥法外。由于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健全，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社会公平、国家发展都起到了不良影响。
首先，法律体系不完备。
其次，以前所制定的一些有关的法律法规已经不能满足新情况新形势的需要了。
再次，一些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很差，就使部门的利益化不同程度的倾向。
此外，我国当前的许多法律没有相应的保障机制。一个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几个有关的管理部门就可以组成执法队伍，这就造成了行政执法机构粗制滥造。而且执法部门间的职责界限划分模糊，这就分散了执法的力量。现在有很多单位都努力争取成立执法队伍，以便在执法的过程中通过罚款和收费的方式来解决工作人员的奖金、工资、福利等问题，通常执法单位以部门的利益为目的去执法，以罚款的方式处理违法行为。并且，执法的程序规定也不健全，执法的责任制、奖励制度和考核也不完备，执法只是一种形式。这使执法的严肃性、公正性受到严重的影响。
（三）法律监督不到位
我国法律监督不到位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监督主体缺位的问题导致的。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在例行公事时监督比较多，但是在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没有有效的监督。在我国之所以一些腐败现象频繁出现，这与我国法律监督不到位有很大的联系。
1、以言代法，以权压法。
这一现象在我国领导干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由于忽视了法律的严肃性，常常出现我国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的现象。例如在我国征地用地的问题上，毫不顾忌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2、执法不严、违法办案。
我国司法机关当中经常出现违反程序、按人情办案等严重侵害公民权益的问题。甚至出现了案件审判完毕之后无法操作和执行的现象，以至于出现了官了民不了的一系列问题。
3、以罚代法，重罚轻管。
在我国社会法制建设当中，经常可以看到以罚代法的现象。比如执法部门在处理诸如假冒伪劣产品的时候，仅仅作出较大的经济处罚，但没有进一步的追究销售商和生产商的法律责任。这种处理办法所带来的结果也就直接导致了售假贩假的问题得不到遏制的问题，以至于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还是在在市面上销售流通，给我国消费者带来不利的损害。
4、以权谋私，徇私枉法。
由于法制体系的不完善，执法部门执法管理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了权钱交易的现象。这样不仅仅玷污了我国司法机关的形象，而且对执法机关的声誉构成了直接的损害。在少数领导干部中，对下级执法人员寻思枉法、玩忽职守的问题放任不管，一度竟成为了这些腐败分子的保护伞。
G. 我国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哪些方面
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具体表现在：
1、公权力机关的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仍不成熟之间的矛盾。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和归位，理性再定位的过程。但由于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社会组织仍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导致公权力的进退维谷。
2、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与法律质量整体上仍不理想之间的矛盾。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质量已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级的法律规范质量不高、类型化不够、科学性不足，将执法和司法带入或难以实施，或实施冲突，或实施背反的多难困境。
3、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和期待与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
普遍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严厉制裁违法行为是保障法治权威和发挥法治威慑力的必要条件。
但是现实中，在一些方面，由于责任设置过低，特别是查处率不高，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客观上造成“逆向选择”、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并导致普遍违法。
(7)分析中国期货法律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扩展阅读：
我国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的改善：
1、价值建设，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成为社会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引。
当前人民群众已经有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确立。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力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理念引领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2、基层调整，使治理畅达“末梢神经”。
体制问题具有决定性。我国传统上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层级化管理体制倚重“生产经营单位”和“基层组织”。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在“最后一公里”失灵的问题。建议以确立社区的法律地位为主要方式，重塑我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确保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传感”途径畅通。
H. 我国信用管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发展制约因素,和解决对策研究
一、社会信用体系的概念
我们知道：一个人或单位做了失信的事，将同时受到两种惩罚，一是法律惩罚，即国家机关依据法律、法规对失信者做出的民事、行政或刑事制裁；二是社会惩罚，就是当人们都知道这个人或单位不讲信用时，都不愿意和他再打交道，他只能是寸步难行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诚信度，就取决于上述两个惩罚的力度。我国现在之所以失信事件屡屡发生，很多行业或地区出现信用危机，就是因为上述两个惩罚力度太小，法律惩罚缺乏刚性，社会惩罚几乎没有。对失信者的社会惩罚机制，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信用体系，它是对失信者的法律惩罚机制的有力补充，二者共同决定着一个国家、地区的诚信度。
二、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一定要按照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进行。上面我们已经谈到，社会信用体系就是对失信者的社会惩罚机制。其实，市场经济本身就具备对失信者的社会惩罚机制。我们还从最早的村社经济说起，当时人类活动范围小，经济交易地域较小，交易双方大部分都居住在同一村庄或社区，或者居住得比较近，人们长期生活在一起。这时候，人们之间不愿意失信，因为如果一旦失信，全村庄或全社区的人都知道了，都不愿再和他打交道。比如：张三借了李四 500 元钱，如果赖账不还，李四就会告诉其他人，那么张三以后就很难借到钱了。后来经济发展了，社会分工多了，交易区域也扩大了，交易双方都不认得，并且居住也比较远，也就不怕别人说他失信了，这种村社经济基础上的失信惩罚就失效了，开始大量的出现骗子。经济学上讲，有缺失必然有市场，这时间，信用行业就应运而生。信用公司为了让委托者满意和增加自身的竞争力，大量的收集与整理失信者的信息，并且信用公司之间也组织成了联盟与协会，共享各自的信用信息。一个人或单位的失信记录，会被信用公司搜集并整理，并向社会提供，所以人们又不愿意失信了，骗子也就少了。这样，对失信者的社会机制又建立了。
既然市场经济本身具备对失信者的社会惩罚机制，我们要进行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从立法等各个方面完善对失信者的社会惩罚机制和保证其正常运行，坚决不能损害这种机制的运行。
三、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
我国关于社会信用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从事信用评价、信用担保等业务的信用服务机构，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也在不同程度上对信用体系建设进行了探索。但总的来说，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未能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发挥出全面的强有力的作用，必须加快建设步伐。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工作，应当以建立全社会的诚信环境，形成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的；以发挥政府的示范作用，培育良好的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为重点，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应当包括社会信用制度、信用管理和服务系统、信用实践活动、监督与惩戒机制四个方面。建立社会信用制度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培育信用管理和服务系统是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任务，开展社会信用流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践环节，建立信用行业监督和失信惩戒机制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保障措施。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在方法步骤上，应当坚持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全社会广泛参与；坚持总体规划，精心试点,统筹协调，分层推进，分步实施；坚持诚信宣传教育与信用制度建设并重；坚持采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和统一的信用信息标准；坚持培育社会信用市场需求、促进商业性信用服务行业发展与加强信用监管相结合。到2008年,力争达到以下目标：全社会的诚实守信的道德水准、企业的信用管理水平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显著提高；信用管理方面主要的法律法规、信用制度基本形成；社会信用服务行业有较大的发展,信用服务需求明显扩大；对偷逃税款、恶意合同违约、故意拖欠债务、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行为形成有效的社会联防和制约惩戒机制,面向企业和个人、覆盖经济社会生活主要方面的社会信用体系初步建立,市场经济秩序明显好转。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我国征信业开始起步。在地方征信体系建设上，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率先迈出第一步。 1997 年，上海开始开展企业资信评级，并根据实际需要，逐步建立了个人和企业联合征信系统。浙江省、深圳市等也都较早地试点进行地方征信体系建设。上海、深圳、浙江等模式都获得了较大成功，区域内部信用信息缺乏和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得到明显改变，市场经济秩序得到有效规范，金融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人民银行 2003 年 10 月被赋予管理信贷征信业的职能后，开始着手建设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地方征信体系建设纳入了全国征信体系统一框架。 2004 年，山东省坚持 “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 的原则，在 4 个城市积极开展借款企业资信评级试点。 12 月末，共有 85 户企业与相关评级公司签订评级协议，完成企业评级作业 83 户，初步启动了资信评级市场。
虽然我国地方征信体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各方面反映突出的征信相关法律不健全、信息数据部门分割、行业自律不足等。同时，我们在推进地方征信体系建设中，还遇到其他一些问题和困难，需要认真研究解决。
（一）征信体系发展的迫切需要与征信产品的市场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当前，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内的社会各界对于加快征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已经达成共识，金融机构与企业对征信产品的需求也十分迫切。但企业和金融机构对我国评级机构的征信产品认知和信任程度远远不足，企业参与评级的积极性不高；商业银行也不能主动利用外部评级结果加强信贷管理，对征信产品的市场需求不足客观上制约着征信体系建设和征信市场的发展。
（二）征信体系发展的市场化原则和行政化推动之间的矛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按照 “ 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 ” 的方向，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征信服务体系，即：走市场化发展的道路。但在地方征信市场建设初期，由于征信机构缺乏、征信意识不强、市场规范欠缺等，较多地使用了行政化手段，如政府全额出资或部分出资成立征信中介机构；利用行政手段开拓评级市场，明确规定一定范围的企业必须参与评级等。行政化推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外部评级的路径依赖，致使非政府背景的征信机构发育不足，市场竞争不充分；征信机构市场细分和定位能力较弱，市场深化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差。
（三）征信业的外部性与监管不足之间的矛盾。与金融业一样，征信业也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资信评级机构的不公正评级可能会误导市场判断，扭曲市场信号，甚至造成金融机构的贷款损失等，社会影响很大；同时，征信业还涉及到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护、国家的信息安全等，严格监管征信市场势在必行。从目前征信市场发展看，资信评级机构的买级卖级、压价竞争等现象时有发生，各地对于征信市场的监管重视不够，既没有建立健全的征信管理法规，也缺乏可靠的监管手段，未能对征信市场发展提供有效的监管保障。
（四）资信评级指标体系和评级标准的共性和个性之间的矛盾。统一的评级指标体系和评级标准有利于提高外部评级的一致性和权威性，但压抑资信评级机构的创新动力，也不利于资信评级市场的细分和深化；个性有利于激发评级机构的创新动力，合理确定市场定位，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但评级结果的一致性差，可利用价值低，外部评级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受到置疑。最佳的评级指标体系和评级标准应该在共性和个性之间寻找一个均衡。当前，资信评级机构的评级指标体系个性太强、共性不足。评级机构的指标体系各不相同、评级标准差别很大，造成评级报告参差不齐，同一企业可能会被评为不同的级别，同一评级公司的评级标准存在普遍较高或较低的问题，金融机构无法甄别评级报告的合理性，外部评级的可利用价值很低。不解决好共性与个性的矛盾，征信业的发展便没有生命力。
（五）征信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要求与目前人才缺乏之间的矛盾。征信业是知识和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评级涉及不同的业务品种、不同的行业背景、不同的法律环境，需要大量不同行业的高素质人才。以 EXPERIAN 为例，公司总部仅软件工程师就有 200 多名。但我国现有的业务人员以具有会计专业背景的评级人员为主，从事行业研究和产品开发的分析人员缺乏；我国只有极少数大学开设了信用管理课程，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大部分征信机构处于亏损状态，经营状况非常艰难，难以吸引大量的优秀人才。
今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针对经济领域见利忘义、不讲信用、尔虞我诈等消极现象，提出要树立“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荣辱观，从道德层面明确了诚信的标准和界限。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全面展开，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一）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实行信用分类监管
有关部门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初步建立了一套符合业务特点和监管需求的信用分类标准和内部评估机制，以监管对象的诚信守法水平为基础，建立信用档案，实施分类管理，使诚信守法企业享有便利，限制不法企业的生存空间。
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建立了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已录入600多万户企业的基本信息，根据企业信用等级标准，明确了在市场监管中相应的激励、预警、惩戒和淘汰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建立了全国联网的企业和个人信贷登记咨询系统，覆盖了4.88亿自然人的信用记录和82%的企业信贷总额；海关总署对在册的30多万家企业实施信用分类监管，将企业划分为A、B、C、D四个类别，定期公布诚信企业“红名单”和失信企业“黑名单”；公安部正在建设“全国人口基本信息资源库”、“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等八大基础性、共享性信息资源库；国家税务总局正全面建设“金税”三期工程，以实现对纳税人的综合管理和监控；财政部依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建立了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诚信档案系统；司法部正在建立律师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质检、食药监、外汇等部门也对企业实施了信用分类监管。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积极推进工商、国税、地税、质监等部门的企业基础信息共享，经杭州、济南等城市试点后，正在全国推广；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北京、天津、黑龙江、安徽、湖北五省市开展信用信息互联互通试点。
（二）各地积极探索信用体系建设，改善投资环境。
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信用体系建设，27个省市建立了领导推进机制。北京、天津、浙江、杭州、宁波、深圳、汕头等省市都建立了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浙江省的信用信息平台汇集了工商、国税、地税、质监、海关、公安等39个部门的信息。有些地区之间形成了区域间联防机制，如上海、江苏、浙江联手推进“信用长三角”建设。
各地区根据需要，开展了信用立法、数据标准化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对信用信息的内容，归集的渠道和时限，公开的范围和方式作出规定，统一信用信息的数据格式和传输方法，为信用体系的运转提供法律依据和技术保障。吉林、江苏、浙江等省制订了信息公开管理办法；上海、深圳市出台了企业和个人信用征信管理办法；天津市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涵盖企业信用评价的156项基础指标，为信用信息的收集明确了范围。
（三）企业信用实践不断深入，诚信水平有较大提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国内企业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要求，积极推进企业信用建设，企业的信用自律和信用风险防范的意识和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中国企业联合会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企业把诚信作为核心价值观，设立了兼职或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制定员工的诚信行为准则，并通过信用评级、信用档案等方式对商业伙伴进行信用管理；许多企业从自身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深深体会到，信用可以转化为竞争优势，可以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相反，如果不讲信用，虽然也可能一时得利，但这种不当得利只能是短期的、局部的、不可持久的。不少企业通过诚信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四）信用服务行业逐步发展，信用需求日渐增加。
我国信用服务行业正步入发展期，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目前我国有各类信用调查机构100多家，资信评级机构近80家，信用担保机构2000多家，其他专业信用服务机构500多家，信用服务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劳动保障部于2005年3月决定将信用管理师作为一种新职业，并于今年1月颁布了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信用服务行业的标准化建设工作也已经启动，全国标准化委员会已经成立全国信用标准工作组，正在起草有关信用基础标准。
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积极培育信用服务需求，制定了专门的办法和鼓励措施，要求在人才流动、公证、保险、重大项目招投标等领域使用信用报告。
（五）诚信宣传深入人心，诚信意识明显增强。
经过近几年来大范围、高强度的宣传教育，诚信已经成为社会道德中重要的主旋律，“守信光荣、处处受益，失信可耻、处处受制”的观念深入人心，日益成为政府官员、学界专家、厂长经理和普通百姓的广泛共识。
各地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全国整规办等单位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会诚信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等文件要求，深入开展诚信宣传教育。2005年9月，全国整规办会同中宣部等10个部门和单位，首次联合举办了“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吴仪副总理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诚信经营就是生产力，就是竞争力”，并且在宣传月活动的总结报告上批示：“这项活动抓得很好。今后每年都要坚持办下去”。今年，全国整规办、中宣部等13个部门和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入开展“诚信兴商”活动的意见》，对“诚信兴商”活动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内容提出了明确要求。根据吴仪副总理的指示，今后每年都要举办“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
尽管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必须看到当前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目前我国关于信用管理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全国范围内信用信息的公开、共享、使用、服务机制还没有建立，社会的信用意识还有待继续加强，商业欺诈、偷逃骗税、毁约、欠债不还、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失信现象还比较普遍。这说明，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任重道远。
二、打击商业欺诈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
商业欺诈是不守信用、见利忘义的极端表现。国际上许多人认为，商业欺诈已成为与洗钱、贩毒并列的三大毒瘤，日益具有组织化、智能化和跨国化的特点，严重扰乱各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也严重影响正常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各国政府重点打击的对象。
当前，我国正处于商业欺诈的高发时期，各种商业欺诈行为花样繁多，层出不穷，流毒甚广，为害甚烈，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风气，侵蚀中华民族诚实守信的优良传统，损害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严厉打击。2005年，国务院专门部署了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着力打击虚假违法广告、非法行医和商贸活动中的各类欺诈行为。今年，又把打击传销作为打击商业欺诈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打击商业欺诈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一）打击虚假违法广告，切断商业欺诈的信息传播渠道。
2005年，工商系统共查处虚假违法广告案件3万余件，责令停止发布虚假广告4万余件，曝光典型违法案件2300件。2006年上半年，集中整治虚假违法的医疗广告，共监测医疗广告86万条，责令改正1.5万余条，共查处违法医疗广告案件2998件。经过整治，社会反映强烈、内容严重违法、表现形式低俗的虚假违法广告大幅减少，广告总体违法率下降。2005年药品等五种商品服务广告的总平均违法率,由第一季度的17.8%下降至第三季度的9.98%。近年来违法问题突出的虚假医疗广告，在主流媒体已基本消失，在非主流媒体的发布量也大幅度下降。
（二）打击非法行医，保障人民群众就医安全。
自2005年5月至2006年5月的一年时间里，全国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共取缔无证行医13.2万余户次，查处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行医的医疗机构、计生机构4.4万余户，清理出租、承包科室医疗机构4971户，查处医疗机构和计生机构其它违法行为6.8万余户；没收药品、器械30万余箱（件），没收违法所得6339万余元，罚款1.74亿元，警告、责令改正11.4万余户，吊销医师执业证书995人，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2476户，暂停机构执业1.5万余户，暂停人员执业3.4万余人；向公安、工商、药监等部门移送案件4886件，共追究刑事责任176人；对209名有关卫生行政部门、违法违规医疗机构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员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
（三）整治商贸活动中的欺诈行为，规范流通秩序。
重点打击了商业零售企业虚假促销，商业零售企业超出合同期限占压、骗取供应商货款，美容美发等服务业和特许经营中的欺诈行为，对外贸易领域和对外经济合作领域中的欺诈行为。2005年，各地共检查各种经营场所10万多个，当场纠正不规范行为1万多次；查处虚假有奖销售和违法巨奖销售案件2千多宗，美容美发违法广告案件1万多宗，对外劳务合作领域诈骗案件20多宗。
（四）开办中国反商业欺诈网，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反欺诈服务。
今年“3.15”消费者权益日，全国整规办会同有关部门开通了中国反商业欺诈网。建设这个网站的目的，是要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反欺诈信息服务，传播打击商业欺诈的方针政策和最新动态，披露违法违规的负面信息，普及反欺诈知识，接受公众投诉举报；同时，推动市场监管信息共享和各部门联合监管，最终逐步实现跨部门、跨行业和跨区域的反商业欺诈的信息共享和分析预警，形成执法协调和社会联防。网站开通以来，平均日点击次数超过20万人次，其中浏览时间15分钟以上的超过40%，1小时以上的达到26%。网站提供了大量的反商业欺诈的咨询服务，受理了1437件投诉举报，举报投诉的内容包括虚假违法广告、非法行医、商业零售企业不规范促销和占压骗取供应商货款、服务业虚假宣传和销售质次价高产品、虚假特许经营、商品房交易欺诈以及网络欺诈等问题。依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查处了一批商业欺诈案件。网站的开通和运行，引起了社会关注，产生了良好的反欺诈效果。
三、继续推进诚信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开展“诚信兴商”活动，是经济领域践行“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也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必须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一）推动综合性“诚信兴商”创建活动。
近年来，各地各级商务、价格、海关、税务、工商、质检、食品药品、外汇等部门，开展了“百城万店无假货”、“价格诚信”、“纳税诚信”、“守合同，重信用”、“质量诚信”等多种多样的诚信建设活动；商会协会和企业开展了制定行规行约、签订诚信公约、创建文明窗口和服务品牌、开展行业行风评议等活动。这些都是“诚信兴商”创建活动的有效形式。在此基础上，全国整规办将与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开展“诚信兴商”示范县市、社区（街道）、示范市场及示范企业等综合性创建工作。通过综合性的“诚信兴商”创建活动，协调动员各方面诚信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共铸诚信的合力和对失信行为的综合治理。
（二）开展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的信用状况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通过商会、协会推动企业的信用实践是当前推动信用建设的有效途径。2005年12月，全国整规办会同国资委发布了《商会协会行业信用建设工作指导意见》，并召开了行业信用建设推动会。今年5月，我们专门对商会协会开展了行业信用建设培训，100多家全国性商会协会参加了培训。目前，我们正在启动行业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动商会、行业协会制定行规行约，建立行业评议和失信惩戒制度，帮助企业建立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为企业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三）探索建立反商业欺诈长效机制。
各有关部门将结合工作职责，总结打击商业欺诈的有效做法和经验，完善信用制度，探索建立反商业欺诈长效机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记录违法违规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建立信用档案和市场监管信息的共享机制，向社会公布“黑名单”。研究分析各类商业欺诈行为，特别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非法敛财等欺诈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摸清惯用手法、骗术类型和高发领域，制定有针对性的规范性文件，据此早发现、早定性、早打击；同时，建立跨地区、跨部门和跨行业的反商业欺诈信息共享、预警监管、执法协调和社会联防体系，从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方面遏制商业欺诈的泛滥，从根本上铲除商业欺诈滋生的土壤。
（四）继续开展诚信宣传教育，办好一年一度的“诚信兴商宣传月”。
组织动员新闻媒体宣传诚信人物、诚信故事，提倡诚信兴商、守法经营，弘扬诚信理念，使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诚信意识增强，合同履约率、承诺兑现率明显提高；使商会、行业协会、学会以及经济鉴证类的社会中介组织服务公益、重视操守、依法执业的理念明显增强；使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公信力显著增强。
在每年的9月份，联合开展“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统一活动标识，大力宣传有关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表彰“诚信兴商”示范县市、社区（街道）、行业和企业以及在组织“诚信兴商”活动成绩突出的地方和单位；发布行业诚信状况，以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社会危害大的领域为重点，揭露违法违规行为，曝光典型案例，把“诚信兴商宣传月”办成诚信宣传教育的重要品牌。
I. 分析中国政府企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你的对策建议
我国各类中小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 普遍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及障碍。 本文着重分析了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如:
对中小企业存有的理论认识与思想观念上的偏见和误区;
中小企业市场准入方面办理时间长、 审批手续多、 所费成本大、 进入门槛高;
有关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政府宏观管理滞后;
融资渠道困难重重; 技术创新意识淡薄; 领导者素质差， 管理意识落后等等。
如何解决我国中小企业存在的问题？
合理制定我国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以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健康、 持续、 有效的成长，
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 改善中小企业发生与发展的外部环境;
设立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 并辅以基层与其相类似的管理机构， 以形成中小企业管理网络;
重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建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
建立可行有效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方式;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系统等建议， 并就我国中小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提出了一定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