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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急求2010年高级法院减刑假释文件
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2月8日发布《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全文如下：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文号】法发〔2010〕9号
【发布日期】2010-02-08
【生效日期】2010-02-08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1]
(法发〔2010〕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对于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
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组织学习，充分认识《意见》对于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指导作用。要深刻领会《意见》精神，切实增强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自觉性，将这一政策的基本要求落实到刑事审判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去，切实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确保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落实好今年政法工作的“三项重点工作”，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的具体问题，请及时层报我院。
二〇一〇年二月八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是司法机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人民，保障人权，正确实施国家法律的指南。为了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切实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特制定本意见。
一、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总体要求
1、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2、要正确把握宽与严的关系，切实做到宽严并用。既要注意克服重刑主义思想影响，防止片面从严，也要避免受轻刑化思想影响，一味从宽。
3、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切实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依照法律规定准确定罪量刑。从宽和从严都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
4、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尤其要根据犯罪情况的变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时调整从宽和从严的对象、范围和力度。要全面、客观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社会治安形势，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以及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注重从严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对于犯罪性质尚不严重，情节较轻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以及被告人认罪、悔罪，从宽处罚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5、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权威，确保良好的法律效果。同时，必须充分考虑案件的处理是否有利于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社会稳定，是否有利于瓦解犯罪，化解矛盾，是否有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回归社会，是否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要注意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裁判理由，尤其是从宽或从严的理由，促使被告人认罪服法，注重教育群众，实现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
6、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严”，主要是指对于罪行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当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地判处重刑或死刑；对于社会危害大或者具有法定、酌定从重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被告人，要依法从严惩处。在审判活动中通过体现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有效震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不稳定分子，达到有效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
7、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等严重危害国家政权稳固和社会治安的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强奸、绑架、拐卖妇女儿童、抢劫、重大抢夺、重大盗窃等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毒害人民健康的犯罪，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尤其对于极端仇视国家和社会，以不特定人为侵害对象，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该重判的要坚决依法重判，该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8、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的严重犯罪，黑恶势力犯罪、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制售伪劣食品药品所涉及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发生在社会保障、征地拆迁、灾后重建、企业改制、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发生在经济社会建设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严重商业贿赂犯罪等，要依法从严惩处。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中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涉案范围广、影响面大的，或者案发后隐瞒犯罪事实、毁灭证据、订立攻守同盟、负案潜逃等拒不认罪悔罪的，要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对于被告人犯罪所得数额不大，但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也应依法从严惩处。
要严格掌握职务犯罪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认定标准与减轻处罚的幅度，严格控制依法减轻处罚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范围，切实规范职务犯罪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
9、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对于集资诈骗、贷款诈骗、制贩假币以及扰乱、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严重危害金融秩序的犯罪，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严重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走私等严重侵害国家经济利益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犯罪，重大环境污染、非法采矿、盗伐林木等各种严重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等，要依法从严惩处，维护国家的经济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10、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必须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对于事先精心预谋、策划犯罪的被告人，具有惯犯、职业犯等情节的被告人，或者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在缓刑、假释考验期内又犯罪的被告人，要依法严惩，以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功能。
11、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尤其是对于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被判处重刑的累犯，更要依法从严惩处。
12、要注重综合运用多种刑罚手段，特别是要重视依法适用财产刑，有效惩治犯罪。对于法律规定有附加财产刑的，要依法适用。对于侵财型和贪利型犯罪，更要注重通过依法适用财产刑使犯罪分子受到经济上的惩罚，剥夺其重新犯罪的能力和条件。要切实加大财产刑的执行力度，确保刑罚的严厉性和惩罚功能得以实现。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不能退赃的，在决定刑罚时，应作为重要情节予以考虑，体现从严处罚的精神。
13、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要严格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切实做到不枉不纵。要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司法效率。特别是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引起社会关注的刑事案件，要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抓紧审理，及时宣判。
三、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宽”的政策要求
1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宽”，主要是指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或者罪行虽然严重，但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被告人，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依法可不监禁的，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15、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或者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实施的较轻犯罪，或者被告人具有犯罪预备、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节，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做好善后、帮教工作或者交由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
16、对于所犯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其中具备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或者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同时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加强教育、感化、帮教、挽救工作。
17、对于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或者恶意地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
对于亲属以不同形式送被告人归案或协助司法机关抓获被告人而认定为自首的，原则上都应当依法从宽处罚；有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首，但考虑到被告人亲属支持司法机关工作，促使被告人到案、认罪、悔罪，在决定对被告人具体处罚时，也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18、对于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构成立功的，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不是十分恶劣，犯罪后果不是十分严重的被告人立功的，从宽处罚的幅度应当更大。
19、对于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和犯罪时的主观状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依法应当予以刑事处罚的，也应当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20、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具体考虑其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其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以及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对于偶尔盗窃、抢夺、诈骗，数额刚达到较大的标准，案发后能如实交代并积极退赃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罪行较轻的，可以依法适当多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依法可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免予刑事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严重的未成年人，也应当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21、对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并结合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予以从宽处罚。
22、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23、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24、对于刑事被告人，如果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且不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一般可不采取羁押措施。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而被告人未被采取逮捕措施的，除存在被告人逃跑、串供、重新犯罪等具有人身危险性或者可能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情形外，人民法院一般可不决定逮捕被告人。
四、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政策要求
25、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相济”，主要是指在对各类犯罪依法处罚时，要善于综合运用宽和严两种手段，对不同的犯罪和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做到严中有宽、宽以济严；宽中有严、严以济宽。
26、在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从严惩处的同时，对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从犯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还要注意宽以济严，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依法应当或可以从宽的，都应当在量刑上予以充分考虑。
27、在对较轻刑事犯罪依法从轻处罚的同时，要注意严以济宽，充分考虑被告人是否具有屡教不改、严重滋扰社会、群众反映强烈等酌定从严处罚的情况，对于不从严不足以有效惩戒者，也应当在量刑上有所体现，做到济之以严，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处罚，切实增强改造效果。
28、对于被告人同时具有法定、酌定从严和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案件，要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综合作出分析判断，总体从严，或者总体从宽。
29、要准确理解和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要依法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统一死刑案件的裁判标准，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拟判处死刑的具体案件定罪或者量刑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得出唯一结论。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但只要是依法可不立即执行的，就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0、对于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进行走私、诈骗、贩毒等犯罪活动的犯罪集团，在处理时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对犯罪组织或集团中的为首组织、指挥、策划者和骨干分子，要依法从严惩处，该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判处重刑或死刑；对受欺骗、胁迫参加犯罪组织、犯罪集团或只是一般参加者，在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
对于群体性事件中发生的杀人、放火、抢劫、伤害等犯罪案件，要注意重点打击其中的组织、指挥、策划者和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积极参与者；对因被煽动、欺骗、裹胁而参加，情节较轻，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
31、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有多名主犯的，应在主犯中进一步区分出罪行最为严重者。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进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以做到区别对待；不能以分不清主次为由，简单地一律判处重刑。
32、对于过失犯罪，如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等，主要应当根据犯罪造成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被告人主观罪过的大小以及被告人案发后的表现等，综合掌握处罚的宽严尺度。对于过失犯罪后积极抢救、挽回损失或者有效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要依法从宽。对于造成的危害后果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情节特别恶劣或案发后故意隐瞒案情，甚至逃逸，给及时查明事故原因和迅速组织抢救造成贻误的，则要依法从重处罚。
33、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于主犯或首要分子检举、揭发同案地位、作用较次犯罪分子构成立功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应当从严掌握，如果从轻处罚可能导致全案量刑失衡的，一般不予从轻处罚；如果检举、揭发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协助抓获的是同案中的其他主犯、首要分子的，原则上应予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从犯或犯罪集团中的一般成员立功，特别是协助抓获主犯、首要分子的，应当充分体现政策，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4、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等严重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有组织犯罪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毒品犯罪再犯的严重犯罪者；确有执行能力而拒不依法积极主动缴付财产执行财产刑或确有履行能力而不积极主动履行附带民事赔偿责任的，在依法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对累犯减刑时，应当从严掌握。拒不交代真实身份或对减刑、假释材料弄虚作假，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不得减刑、假释。
对于因犯故意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致人死亡或严重残疾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无期徒刑的罪犯，要严格控制减刑的频度和每次减刑的幅度，要保证其相对较长的实际服刑期限，维护公平正义，确保改造效果。
对于未成年犯、老年犯、残疾罪犯、过失犯、中止犯、胁从犯、积极主动缴付财产执行财产刑或履行民事赔偿责任的罪犯、因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而判处徒刑的罪犯以及其他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罪犯，在依法减刑、假释时，应当根据悔改表现予以从宽掌握。对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确有悔改表现的，依法予以减刑，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假释条件的，应当依法多适用假释。
五、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
35、要注意总结审判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要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逐步把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充分实现量刑的公正和均衡，不断提高审理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
36、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通过总结审判经验，制发典型案例，加强审判指导，并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推进对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案例指导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
37、要积极探索人民法庭受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民法庭便民、利民和受案、审理快捷的优势，进一步促进轻微刑事案件及时审判，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38、要充分发挥刑事简易程序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促进司法公正的功能，进一步强化简易程序的适用。对于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要依法进一步强化普通程序简化审的适用力度，以保障符合条件的案件都能得到及时高效的审理。
39、要建立健全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事案件审理机制，寓教于审，惩教结合，通过科学、人性化的审理方式，更好地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促使未成年犯罪人早日回归社会。要积极推动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改造和管理的各项制度建设。对公安部门针对未成年人在缓刑、假释期间违法犯罪情况报送的拟撤销未成年犯罪人的缓刑或假释的报告，要及时审查，并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做出决定，以真正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和预防工作。
40、对于刑事自诉案件，要尽可能多做化解矛盾的调解工作，促进双方自行和解。对于经过司法机关做工作，被告人认罪悔过，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从而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由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对被告人依法从轻或免予刑事处罚。对于可公诉、也可自诉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理，依法定罪处罚。对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诉至法院后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记录在案。人民法院也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此类案件尝试做一些促进和解的工作。
41、要尽可能把握一切有利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结案的积极因素，多做促进当事人双方和解的辨法析理工作，以更好地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努力做到案结事了。要充分发挥被告人、被害人所在单位、社区基层组织、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和近亲属在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协调各方共同做好促进调解工作，尽可能通过调解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并以此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的谅解，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42、对于因受到犯罪行为侵害、无法及时获得有效赔偿、存在特殊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亲属，由有关方面给予适当的资金救助，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各地法院要结合当地实际，在党委、政府的统筹协调和具体指导下，落实好、执行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
43、对减刑、假释案件，要采取开庭审理与书面审理相结合的方式。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原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要一律开庭审理。对于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分子，有组织犯罪案件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以及其他重大、有影响案件罪犯的减刑、假释，原则上也要开庭审理。书面审理的案件，拟裁定减刑、假释的，要在羁押场所公示拟减刑、假释人员名单，接受其他在押罪犯的广泛监督。
44、要完善对刑事审判人员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监督机制，防止宽严失当、枉法裁判、以权谋私。要改进审判考核考评指标体系，完善错案认定标准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法官考核机制。要切实改变单纯以改判率、发回重审率的高低来衡量刑事审判工作质量和法官业绩的做法。要探索建立既能体现审判规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又能准确反映法官综合素质和司法能力的考评体制，对法官审理刑事案件质量，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刑事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进行全面、科学的考核。
45、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的联系和协调，建立经常性的工作协调机制，共同研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措施，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要根据“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法律原则，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既各司其职，又进一步形成合力，不断提高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要在律师辩护代理、法律援助、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开展社区矫正等方面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和协调，促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效实施
② 诈骗案归公安局哪个科管
普通的诈骗案，归刑事侦查大队负责；合同类的诈骗案，归经济侦查大队负责。
根据公安部侦查刑事案件管辖分工，经济侦查部门管辖以下案件：
一、《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下列案件：
1、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第120条）
二、《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下列案件：
第二节走私罪中的下列案件：
2、走私假币罪(《刑法》第151条)
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的下列案件：
3、虚报注册资本罪(《刑法》第158条)
4、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刑法》第159条)
5、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刑法》第160条)
6、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刑法》第161条)
7、妨害清算罪(《刑法》第162条)
8、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薄、会计报表罪(《刑法》第162条)
9、虚假破产罪（《刑法》第162条）
10、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163条）
11、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第164条）
12、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刑法》第164条）
13、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刑法》第165条)
14、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刑法》第166条)
15、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刑法》第167条)
16、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刑法》第168条)
17、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刑法》第168条)
18、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刑法》第169条)
19、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刑法》第169条）
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下列案件：
20、伪造货币罪(《刑法》第170条)
21、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刑法》第171条)
22、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刑法》第171条）
23、持有、使用假币罪（《刑法》第172条）
24、变造货币罪（《刑法》第173条）
25、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刑法》第174条)
26、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刑法》第174条)
27、高利转贷罪(《刑法》第175条)
28、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刑法》第175条)
29、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176条)
30、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刑法》第177条)
31、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刑法》第177条）
32、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刑法》第177条）
33、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刑法》第178条)
34、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刑法》第178条)
35、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刑法》第179条)
36、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刑法》第180条)
37、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刑法》第180条)
38、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刑法》第181条)
39、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刑法》第181条）
40、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刑法》第182条）
41、骗购外汇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1条)
42、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刑法》第185条)
43、违法运用资金罪(《刑法》第185条)
44、违法发放贷款罪 (《刑法》第186条)
45、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 (《刑法》第187条)
46、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 (《刑法》第188条)
47、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刑法》第189条)
48、逃汇罪(《刑法》第190条)
49、洗钱罪(《刑法》第191条)
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的下列案件：
50、集资诈骗罪(《刑法》第192条)
51、贷款诈骗罪(《刑法》第193条
52、票据诈骗罪(《刑法》第194条)
53、金融凭证诈骗罪(《刑法》第194条)
54、信用证诈骗罪(《刑法》第195条)
55、信用卡诈骗罪(《刑法》第196条)
56、有价证券诈骗罪(《刑法》第197条)
57、保险诈骗罪(《刑法》第198条)
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中的下列案件：
58、逃税罪(《刑法》第201条)
59、抗税罪(《刑法》第202条)
60、逃避追缴欠税罪(《刑法》第203条)
61、骗取出口退税罪(《刑法》第204条)
62、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刑法》第205条)
63、虚开发票罪(《刑法》第205条)
64、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法》第206条)
65、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法》第207条)
66、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法》第208条)
67、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刑法》第209条)
68、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刑法》第209条)
69、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刑法》第209条)
70、非法出售发票罪(《刑法》第209条)
71、持有伪造的发票罪(《刑法》第210条)
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下列案件：
72、假冒注册商标罪(《刑法》第213条)
73、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刑法》第214条)
74、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刑法》第215条)
75、假冒专利罪(《刑法》第216条)
76、侵犯商业秘密罪(《刑法》第219条)
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的下列案件：
77、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刑法》第221条)
78、虚假广告罪(《刑法》第222条)
79、串通投标罪(《刑法》第223条)
80、合同诈骗罪(《刑法》第224条)
81、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刑法》第224条)
82、非法经营罪(《刑法》第225条)
83、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刑法》第228条)
84、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刑法》第229条）
85、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刑法》第229条）
86、逃避商检罪(《刑法》第230条)
三、《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下列案件：
87、职务侵占罪(《刑法》第271条)
88、挪用资金罪(《刑法》第272条)
89、挪用特定款物罪(《刑法》第273条)
四、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在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案件中，发现以下案件的，应当一并办理，不再移交：
90、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刑法》第276条）
91、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案（《刑法》第253条）
92、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刑法》第253条）
③ 求刑法修正案7解读。
一、修改了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 增加了“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罪”的概括性规定 我国刑法分则在走私罪一节中对走私犯罪按走私对象的不同分别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走私淫秽物品和走私普通应税货物、物品作了规定。在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对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作了具体列举，规定了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等犯罪。 海关在查禁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的缉私活动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近年来我国古生物化石滥挖、滥采、贩卖情况趋于突出，走私外流情况也日益严重，这导致我国失去大量宝贵的地质遗产，对科学研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海关办理古生物化石走私案件在法律上遇到的难题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12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简称《解释》)，将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纳入文物范畴进行刑事保护，但对于走私上述两类化石以外的、有科学研究价值的无脊椎动物、古植物化石的行为很难适用《解释》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此外，近些年来不法分子走私国家明令禁止进出口的来自境外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大多是冷冻的鸡肉、牛肉等冻品）的案件屡有发生，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经济秩序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来自境外疫区的动植物产品系国家禁止进境货物，属于非涉税货物，通常不能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认定处理。但一旦走私入境，又必须处理，只能对此类案件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认定，以偷逃税额作为认定罪与非罪的标准。计算走私疫区动物及其产品的完税价格及涉税额，关系到案件的定性。实践中，来自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买卖双方通常为口头商定，不签订书面合同和协议，很难确定其实际成交价格。走私人在境外实际收购价常常较低，海关估价却只能以同类非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国内销售价格为基准，又使评估价高于实际成交价格，给缉私执法带来一定的风险隐患。即便如此，走私境外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的社会危害性远比走私一般应税货物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仅仅以其偷逃税额的大小区分罪与非罪和量刑，不足以体现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有失公正。 鉴于古植物化石、无脊椎动物化石和来自境外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考虑到走私这类货物、物品虽然其社会危害性没有走私武器等社会危害性大，但也确需追究刑事责任，只不过在刑罚上可以轻一些；又考虑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还会不断有所调整，因此，修正案（七）只对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做了一点修改，以概括式的罪状表述：“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样，将走私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二、三款具体列举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的行为都包括进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应当注意本条规定与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区别，后者主要是针对走私不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普通应税货物、物品而言的。 二、修改了第一百八十条，增加了打击“老鼠仓”犯罪的刑法规定 近年来，基金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大都开展了投资理财业务或者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手中拥有大量客户资金，将客户资金投资于证券、期货等金融产品是代客投资理财和客户资产管理的主要方式之一。这类资产管理机构的一些从业人员，在用客户资金买入证券或者其衍生品、期货或者期权合约等金融产品前，以自己名义或假借他人名义或者告知其亲属、朋友、关系户，先行低价买入证券、期货等金融产品，然后用客户资金拉升到高位后自己率先卖出牟取暴利。由于这些人户大多隐秘，“偷食”金融产品上涨盈利，因而被形象地称为“老鼠仓”。它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市场的公平、公正和公开，严重损害客户投资者的利益和金融行业信誉，也损害从业人员所在单位的利益。 修正案（七）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同时，为严厉惩治老鼠仓犯罪，修正案（七）在第一百八十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一）老鼠仓的犯罪构成特征 1．本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一般来讲，资产管理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而在证券、期货监管机构或者行业协会工作的人员，也有可能因职务便利获取不属于内幕消息的未公开信息，建立老鼠仓。因此，修正案（七）将老鼠仓的犯罪主体规定为“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 2．行为人实施了“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所谓“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主要是指资产管理机构、代客投资理财机构即将用客户资金投资购买某个证券、期货等金融产品的决策信息。因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内幕消息”，也未要求必须公开，故称“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所谓“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不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禁止基金等资产管理机构的从业人员从事损害客户利益的交易等行为，也包括证监会发布的禁止资产管理机构从业人员从事违背受托义务的交易活动等行为。具体行为主要是指，资产管理机构的从业人员在用客户资金买入证券或者其衍生品、期货或者期权合约等金融产品前，自己先行买入，或者在卖出前，自己先行卖出等行为。 3．“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情节严重主要指多次建立老鼠仓的；建老鼠仓非法获利数额巨大的，或者由于建立老鼠仓对客户资产造成严重损失的等情形。 实际中，老鼠仓犯罪的行为人在自己建仓的同时，常常以直接或者间接方式示意其亲朋好友也同时建仓，因此，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列举的内幕交易罪的具体行为方式中也增加了“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的规定。 （二）应当注意区分老鼠仓犯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 1．与内幕交易罪的区别 一是从信息的内容上看，内幕信息主要是围绕上市公司本身的信息，如公司的重组计划、公司高管人员的变动、公司的重大合同、公司的盈利情况等对该公司证券、期货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按照有关规定应及时向社会公开但还尚未公开的信息；而老鼠仓所利用的信息一般属于单位内部的商业秘密，属于“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二是从犯罪行为损害的利益看，内幕交易更多是损害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和股民的合法权益，“老鼠仓”交易更多是损害资产管理机构的客户的利益。 2.与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区别 老鼠仓行为主要是通过受托管理的客户资金来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从而减少行为人的自身风险，行为的目的是利用机构即将用客户资金购买证券、期货的信息来抢先建仓、提早撤仓从中获利，主观上并没有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目的；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主要是通过资金优势、信息优势或者对倒、对敲来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成交量，从而达到获利的目的。因此，老鼠仓无论从目的还是行为上，都无法构成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 3．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区别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是单位犯罪，犯罪主体是金融机构，未规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刑事责任，主要是指金融机构擅自运用客户资金和受托财产的决策本身与受托义务相违背，因而有可能使管理的客户资产陷入极大的风险之中；而老鼠仓是一种个人犯罪，犯罪主体是从事资产管理机构的从业人员，资产管理机构做出的投资购买证券、期货的决策本身并不违背受托义务，不属于擅自运用受托财产，主要打击的是资产管理机构的从业人员利用机构内部信息提前建仓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三、将第二百零一条偷税罪改为逃税罪，并作了重大修改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对偷税罪的构成要件和刑罚作了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上述规定在实践中遇到了以下问题：（1）偷税行为表述过于复杂，执法实践中常在理解上引起分歧。对构成偷税罪是要求具备上述所有条件还是只要其中一个条件，尤其“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是构成偷税罪的一种独立的行为还是一个必备条件？纳税人如果采用条文未列举的手段偷税是否构成犯罪？（2）偷税罪数额标准太低，打击面过宽，不利于经济发展和国家税源的巩固；移送公安的案件过多，难以承受；而税务机关不移送，检察机关又可能以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追究刑事责任。实际上，各地基本未严格按照该标准掌握，使这一规定形同虚设。（3）两个量刑档次之间出现了两个空挡。对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但超过十万元的，或者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但不满十万元的，应否定罪、如何处罚？（4）目前偷税罪规定的负作用大。企业如偷税达到一定数额、比例，不管企业是否积极补交税款和滞纳金，接受罚款，都可将企业老总定罪，结果企业可能慢慢垮了，国家税收少了税源；企业破产了，工人下岗需要重新安置，给国家和政府增添了新的负担等。 我国刑法所称“偷税”，在外国称为“逃税”，是指公民逃避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我们习惯上把这类行为称为“偷税”，主要是传统上认为：无论公司还是个人，如逃避给国家缴税，就同小偷到国库里偷东西一样。但实际并非如此，纳税是从自己的合法收入里拿出一部分交给国家，逃税与“偷”毫不相干。相对于其他违法犯罪行为，逃税在各国都比较常见。我国对经济犯罪、财产犯罪要求达到一定数额才构成犯罪，而外国则无具体数额的要求，理论上都构成犯罪，但即便如此，外国也不是一经查出有逃税行为就定罪，而大多采取区别于其他普通犯罪的特别处理方式，即对逃税行为往往查得严，民事罚款重，真正定罪的很少。中外的税收实践已经证明，单凭定罪处罚的威慑力并不能有效解决逃税问题，而加强税收监管并建立可供社会公众查阅的单位和个人的诚信记录档案，对促使公民自觉履行纳税义务能起到更为有效的作用。 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和做法，考虑到打击逃税犯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保证国家税收，同时有利于促使纳税义务人依法积极履行纳税义务，修正案（七）将刑法二百零一条修改为：“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修正案（七）对偷税罪作了如下修改：（1）将罪名由“偷税罪”改为“逃税罪”。“偷税”代之以“逃避缴纳税款”，恢复本来之义。（2）对逃税的手段不再作具体列举，而采用概括性的表述——“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以适应实践中逃避缴纳税款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3）对构成“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具体数额标准没再作规定。经济生活中，逃税的情况十分复杂，同样的逃税数额在不同时期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不同，法律对数额不作具体规定，由司法机关根据实际作司法解释并适时调整更为合适。（4）对逃税罪的初犯规定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特别条款，这是对偷税罪的最重大修改。对逃避缴纳税款达到规定的数额、比例，已经构成犯罪的初犯，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一是在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二是缴纳滞纳金；三是已受到税务机关行政处罚。“已受行政处罚的”不单是指逃税人已经收到了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主要是行政罚款）决定书，是否已积极缴纳了罚款，是判断逃税人有无悔改之意的重要判断标准。（5）对达到逃税罪的数额、比例标准不免除刑事责任的情形也作了规定——“五年内曾因逃避缴纳税款受到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处罚的除外”，体现了对有逃税行为屡教不改的人从严处理的立法思想。因逃避缴纳税款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人又逃税的，还必须符合第一款规定的数额、比例标准，才能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修正案（七）偷税罪修改以后的溯及力问题，根据刑法总则第十二条规定，对之前发生的行为适用不溯及既往和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即对修正案（七）颁布前的偷税犯罪行为还应当追究，但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看行为人是否符合修正案（七）规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三个条件，对于符合条件的可不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应追究；二是看行为人逃避缴纳税款的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的数额标准和规定的比例。 四、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当前，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等方式组织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危害严重。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主要是根据实施传销犯罪的不同情况，分别按照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拉人头”传销，欺骗他人发展人员或者交纳一定的费用，才能取得入门资格，既没有商品，也不提供服务，不存在真实的交易标的，实际上也没有“经营活动”，难以适用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给办案带来困难。在刑法中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作出专门规定，更有利于打击组织传销的犯罪。 修正案（七）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准确认定传销对于正确适用该条文意义重大，因此修正案对传销的特征作了比较概括的规定，要仔细把握：（1）“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这是传销组织诱骗成员取得传销资格常采用的一种引诱方式和必经的程序。（2）“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这是传销的组织结构特点。（3）“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这是传销组织计酬方式特点。（4）骗取财物——这是传销活动的最本质特征。（5）扰乱经济社会秩序——传销活动有多重社会危害。它瓦解了以亲情、友情、诚信维系的社会伦理体系，破坏社会稳定基础；侵犯了公私财产，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金融管理秩序；引发治安案件乃至刑事案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破坏社会治安秩序；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修正案（七）将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作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主体，打击的重点。对于一般的传销参与人员，他们既是违法者，又是受害者，可给予行政处罚和教育。这有利于彻底瓦解、摧毁传销组织，打击范围也不会过大。所谓“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指策划、发起、设立、指挥传销组织，或者对传销组织的活动进行策划、决策、指挥、协调，在传销组织的层级结构中居于最核心的地位、对传销组织的正常运转起关键作用的极少数人员。他们既可能直接出面设立和领导传销组织的活动，也可能在幕后策划、指使。针对传销组织属于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贪利性犯罪的特点，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了并处罚金刑的规定，即对于构成本罪的，均应处以罚金。“情节严重”，主要应从行为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涉案的财物金额，诱骗、发展参与传销人员数量，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的数额或者造成其他后果的情况，传销活动影响社会秩序的程度等方面考虑。 办案中应注意区分拉人头传销与直销活动中的多层次计酬之间的区别，虽然二者都采用多层次计酬的方式，但有很大不同：一是从是否缴纳入门费上看，后者的销售人员在获取从业资格时没有被要求缴纳高额入门费，而前者不交纳高额入门费或者购买与高额入门费等价的“道具商品”，是根本得不到入门资格的。二是从经营对象上看，后者是以销售产品为导向，商品定价基本合理，且有退货保障。而前者根本没有产品销售，或只以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的“道具商品”为幌子，且不许退货，主要以发展“下线”人数为主要目的。三是从人员的收入来源上，后者主要根据从业人员的销售业绩和奖金，而前者主要取决于发展的“下线”人数多少和新入会成员的高额入门费。四是从组织存在和维系的条件看，后者的直销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产品销售业绩和利润，而前者的传销组织则直接取决于是否有新会员以一定倍率不断加入.
④ 国家刑法新规定,8月3号实施了什么规定
《通知》指出，通知所指银行包括政策性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华外资银行、境内上市的其他银行。银行应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现券的竞价交易。银行参与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涉及的证券账户开立、债券登记、存管、托管及结算业务，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法律和规则办理。参与债券竞价交易的银行，应当制定相关内控及风险管理制度，规范操作流程，防范有关风险。证监会、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此前发布的关于银行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易的相关规定如与通知不符，以通知为准。
（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已于2018年9月1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8次会议、2018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做了解释。此次解释主要针对《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所规定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如何认定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和第一款所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做了相关解释。
法条原文：《刑法》第一百八十条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一、“内幕信息以外对其他未公开信息”都包含哪些信息？
根据《解释》第一条和第二条，“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包括下列信息：（一）证券、期货的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信息；（二）证券持仓数量及变化、资金数量及变化、交易动向信息；（三）其他可能影响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的信息。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难以认定的，司法机关可以在有关行政主（监）管部门的认定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认定。
二、“违法规定”是指违反了哪些规定？
根据《解释》第三条，“违反规定”，是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全国性行业规范有关证券、期货未公开信息保护的规定，以及行为人所在的金融机构有关信息保密、禁止交易、禁止利益输送等规定。
三、“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解释》第四条，（一）行为人具有获取未公开信息的职务便利；（二）行为人获取未公开信息的初始时间与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初始时间具有关联性；（三）行为人与他人之间具有亲友关系、利益关联、交易终端关联等关联关系；（四）他人从事相关交易的证券、期货品种、交易时间与未公开信息所涉证券、期货品种、交易时间等方面基本一致；（五）他人从事的相关交易活动明显不具有符合交易习惯、专业判断等正当理由；（六）行为人对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没有合理解释。
四、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哪些情形构成“情节严重”？
根据《解释》第五条，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违法所得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二）二年内三次以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三）明示、暗示三人以上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
根据《解释》第六条，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证券交易成交额在五百万元以上，或者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以出售或者变相出售未公开信息等方式，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二）因证券、期货犯罪行为受过刑事追究的；（三）二年内因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知情人员利用未公开的信息交易或者泄露时，哪些情形构成“情节严重”？根据《解释》第七条，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违法所得数额在一千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违法所得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或者证券交易成交额在五千万元以上，或者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一千万元以上，具有本解释第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五、 豁免与从轻处罚
对于《解释》认定的构成情节严重的行为人，如果该行为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并积极配合调查，退缴违法所得的，可以从轻处罚；其中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适用范围和条件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处理。
（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已于2018年9月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7次会议、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做了如下解释。解释主要针对《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第三款规定的“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和第四款规定可以认定为“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做了相关解释。法条原文：《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一、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认定为“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
根据《解释》第一条，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
1. 利用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并进行相关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的；
2. 通过对证券及其发行人、上市公司、期货交易标的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并进行与其评价、预测、投资建议方向相反的证券交易或者相关期货交易的；
3. 通过策划、实施资产收购或者重组、投资新业务、股权转让、上市公司收购等虚假重大事项，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并进行相关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的；
4. 通过控制发行人、上市公司信息的生成或者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时点、节奏，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并进行相关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的；
5. 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申报、撤单或者大额申报、撤单，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并进行与申报相反的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的；
6. 通过囤积现货，影响特定期货品种市场行情，并进行相关期货交易的；
7. 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
⑤ 销售数额，经营数额，非法利益，违法所得的区别
正确认定“违法所得”和“销售金额”
时间:2007年04月20日 01时38分 作者:罗庆东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违法所得”和“销售金额”是刑法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在一些经济犯罪中，它们是构成犯罪的标准，也是对一些犯罪判处罚金的参照标准。由于过去法律规定不明确，司法实践中经常产生分歧，影响了对有关案件的查处。
□从有利于打击犯罪和便于实际操作出发，现行刑法没有在总则中对“违法所得”的概念作出规定，而是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采取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办法。
□目前，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主要在于厘清销售金额、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三个概念。
“违法所得”和“销售金额”是刑法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在一些经济犯罪中，它们是构成犯罪的标准，也是对一些犯罪判处罚金的参照标准。由于过去法律规定不明确，司法实践中经常产生分歧，影响了对有关案件的查处。修改后刑法对此作了一些修改、补充，“两高”司法解释也就有关“违法所得”和“销售金额”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一些规定，但在实践中仍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加以研究解决。
■现行刑法有关“违法所得”和“销售金额”问题的规定及理解
从有利于打击犯罪和便于实际操作出发，现行刑法没有在总则中对“违法所得”的概念作出规定，而是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采取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办法。
首先，现行刑法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节中没有使用“违法所得”的概念，而是以“销售金额”的概念来代替。考虑到立法的科学性，为避免不必要的认识分歧和概念上的混乱，直接将“销售金额”规定在各有关条文中，而不再出现“违法所得”的字眼。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以“销售收入”计算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数额，对于严厉打击伪劣商品犯罪，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一规定也解决了“两高”司法解释的分歧问题，有利于统一执法。笔者认为，该节中的“销售收入”有以下两层含义：（1）“销售金额”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如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即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这里，“销售金额”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罪与非罪及处罚轻重的唯一标准。（2）确定罚金数额的标准。即罚金的数额是以销售金额来确定的，根据刑法的规定，该节之罪的罚金数额为销售金额的50％以上2倍以下。
其次，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的“违法所得”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规定的：（1）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构成高利转贷罪。（2）作为确定罚金数额的标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和第一百八十二条均规定，对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的，应分别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这里的“违法所得”具体指什么，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笔者认为是指非法获利。
再次，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中的“违法所得”是犯罪构成的要件。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非法复制他人作品，出版他人图书，复制他人制作的录音录像，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侵权的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需要说明的是，该节中的假冒商标犯罪，以往是以“违法所得”或者其他严重情节作为犯罪数额标准的，1997年刑法修订，以“情节严重”或者“销售金额”代替了“违法所得”，体现了从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和有利于实际执法的立法精神。
最后，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中的“违法所得”，是被作为罚金处罚标准规定的。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犯非法经营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这里的“违法所得”，笔者认为，是指非法经营所获得的利润。
此外，刑法在其他地方还出现了“违法所得”的表述。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这里的“违法所得”，包括非法占有的公私财物和非法侵占的属于国家的税收、利润或者属于社会的财富。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笔者认为，在这里，“违法所得”系指因行贿而获得的非法经济利益。
■司法实践中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销售金额”的认定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将销售金额5万元作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结果性要件，过去司法实践中常以此作为罪与非罪的界限，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活动往往无账可查，难以认定其销售金额，以致难以对查获的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活动予以刑事打击。为了切实有效地惩治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活动，2001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制假售假的“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这样就包括了虽已售出但未回款的情况。该《解释》同时还规定，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的3倍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解释》中之所以规定犯罪未遂的货值金额达到犯罪既遂的销售金额3倍以上，一是考虑到以往司法解释中犯罪未遂的定罪起点高于既遂，如盗窃罪以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为起刑点，而盗窃未遂的则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才构成犯罪；二是考虑到有关金额计算的平衡。由于伪劣产品的成本低，其售价也一般较低，按货值计算的金额一般都高于按销售价计算的金额。关于货值金额的计算，《解释》规定，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联合发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同时，《解释》还规定，对多次实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未经处理的，伪劣产品的销售金额或者货值金额累计计算。这里的“处理”，既包括刑事处理，也包括行政处罚。
上述《解释》关于“销售金额”的计算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2003年12月30日）等文件中均有体现。
■司法实践中关于侵犯知识产权有关犯罪数额的认定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司法实践中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对“违法所得”和“销售金额”问题的研讨及其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不断完善也显得越来越重要。目前，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概念，其认定方法分别是：
1．“销售金额”。2004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规定，其中使用的是“销售金额”的概念。根据该《解释》的规定，此处的“销售金额”，是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2．“非法经营数额”。“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12月17日）分别对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侵犯著作权罪等犯罪数额的规定使用的是“非法经营数额”的概念，该“两高”《解释》对“非法经营数额”的概念及其计算方法作了规定，即：“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经行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罚的，非法经营数额累计计算。而根据高法《解释》的规定，“经营数额”，是指以非法出版物的定价数额乘以行为人经营的非法出版物数量所得的数额。
3．“违法所得数额”。“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侵犯著作权罪等犯罪数额的规定中还使用了“违法所得数额”的概念，根据该高法《解释》的规定，“违法所得数额”，是指获利数额。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司法解释对上述三种数额的计算原则实质上是一致的，而且对一些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从不同的角度规定其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体现了依法从严惩治该类犯罪的精神。但是，从刑法特别是有关司法解释在同一种犯罪的数额问题上使用不同概念加以规定的情况也可以看出立法和司法在惩治花样百出的犯罪时的些许无奈，这也是我们在探讨有关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问题时需要予以关注的问题。
⑥ 公安经侦队他的职责是什么一:
经侦主要办理与经济有关的刑事案件：
一、《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下列案件：
1、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第120条）
二、《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下列案件：
第二节走私罪中的下列案件：
2、走私假币罪(《刑法》第151条)
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的下列案件：
3、虚报注册资本罪(《刑法》第158条)
4、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刑法》第159条)
5、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刑法》第160条)
6、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刑法》第161条)
7、妨害清算罪(《刑法》第162条)
8、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薄、会计报表罪(《刑法》第162条)
9、虚假破产罪（《刑法》第162条）
10、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163条）
11、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第164条）
12、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刑法》第164条）
13、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刑法》第165条)
14、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刑法》第166条)
15、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刑法》第167条)
16、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刑法》第168条)
17、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刑法》第168条)
18、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刑法》第169条)
19、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刑法》第169条）
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下列案件：
20、伪造货币罪(《刑法》第170条)
21、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刑法》第171条)
22、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刑法》第171条）
23、持有、使用假币罪（《刑法》第172条）
24、变造货币罪（《刑法》第173条）
25、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刑法》第174条)
26、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刑法》第174条)
27、高利转贷罪(《刑法》第175条)
28、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刑法》第175条)
29、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176条)
30、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刑法》第177条)
31、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刑法》第177条）
32、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刑法》第177条）
33、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刑法》第178条)
34、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刑法》第178条)
35、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刑法》第179条)
36、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刑法》第180条)
37、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刑法》第180条)
38、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刑法》第181条)
39、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刑法》第181条）
40、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刑法》第182条）
41、骗购外汇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1条)
42、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刑法》第185条)
43、违法运用资金罪(《刑法》第185条)
44、违法发放贷款罪 (《刑法》第186条)
45、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 (《刑法》第187条)
46、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 (《刑法》第188条)
47、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刑法》第189条)
48、逃汇罪(《刑法》第190条)
49、洗钱罪(《刑法》第191条)
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的下列案件：
50、集资诈骗罪(《刑法》第192条)
51、贷款诈骗罪(《刑法》第193条
52、票据诈骗罪(《刑法》第194条)
53、金融凭证诈骗罪(《刑法》第194条)
54、信用证诈骗罪(《刑法》第195条)
55、信用卡诈骗罪(《刑法》第196条)
56、有价证券诈骗罪(《刑法》第197条)
57、保险诈骗罪(《刑法》第198条)
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中的下列案件：
58、逃税罪(《刑法》第201条)
59、抗税罪(《刑法》第202条)
60、逃避追缴欠税罪(《刑法》第203条)
61、骗取出口退税罪(《刑法》第204条)
62、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刑法》第205条)
63、虚开发票罪(《刑法》第205条)
64、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法》第206条)
65、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法》第207条)
66、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法》第208条)
67、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刑法》第209条)
68、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刑法》第209条)
69、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刑法》第209条)
70、非法出售发票罪(《刑法》第209条)
71、持有伪造的发票罪(《刑法》第210条)
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下列案件：
72、假冒注册商标罪(《刑法》第213条)
73、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刑法》第214条)
74、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刑法》第215条)
75、假冒专利罪(《刑法》第216条)
76、侵犯商业秘密罪(《刑法》第219条)
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的下列案件：
77、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刑法》第221条)
78、虚假广告罪(《刑法》第222条)
79、串通投标罪(《刑法》第223条)
80、合同诈骗罪(《刑法》第224条)
81、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刑法》第224条)
82、非法经营罪(《刑法》第225条)
83、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刑法》第228条)
84、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刑法》第229条）
85、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刑法》第229条）
86、逃避商检罪(《刑法》第230条)
三、《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下列案件：
87、职务侵占罪(《刑法》第271条)
88、挪用资金罪(《刑法》第272条)
89、挪用特定款物罪(《刑法》第273条)
四、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在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案件中，发现以下案件的，应当一并办理，不再移交：
90、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刑法》第276条）
91、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案（《刑法》第253条）
92、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刑法》第253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