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期货市场

A. 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市场

我们都知道，“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强则国家强，金融出现风险和危机，则会对一国经济产生致命打击。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全球金融市场风雨飘摇之际，为了防止股市暴跌诱发金融市场产生一系列危机，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强力干预市场的救市之举。面对受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影响日益加剧的中国股市，对症下药地救市，让市场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显然已是政府救市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刻不容缓之举。 近来很少对股市发表意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语出惊人。他认为，现在股市出现问题，政府救市是应该的。中国股市的“政策市”顽疾并未根除，一些人因此发财，而普通股民却利益受损。 一向有“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突然“背叛”自己的立场，转而旗帜鲜明地高调支持政府救市，这起码表明，在他看来，当前股市出现的问题不是小问题，这些问题仅靠市场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这些问题若不采取救市方式予以解决，后果将非常严重。无独有偶。就在吴敬琏发表“救市论”的前一天，一向代表着股市市场派最高理想的美国，也突然发布紧急命令，采取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等主要大型金融公司某些类型的沽空行为进行限制的极端救市举措。 在救市和不救市上，无论是“吴市场”，还是“美市场”，都以自己的态度或行动给出了明确答案。其实，环顾全球资本市场，无论是新兴市场，还是成熟市场，政府救市早已蔚然成风。代表成熟市场的美国自不必说，即便是新兴市场，当巴基斯坦股市出现18年来最长跌势，以至引发股民围攻交易所的骚乱后，政府不仅颁布法令，规定股市跌停板最高限幅从5%改为1%，涨停板则从5%改为10%，而且还让各大经纪商紧急联手救市。越南政府在股市出现暴跌后，不仅让《人民报》发表社论，更让央行平准基金分批逐步进入救市，直到市场进入稳定发展轨道。 为什么这些政府可以不顾违背市场经济基本要求和原则的风险而直接干预市场？他们难道不明白这样的方式将会伤害以市场化为基础的资本市场吗？ 政府救市在非常时期为什么是应该和必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由是，当政府必须在维护市场经济原则和保护本国金融安全二者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所有政府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众所周知，受次贷危机蔓延，以及国际油价等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大涨的影响，目前的国际金融市场险象环生，传染性极强的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在这场可能危及各国金融安全的全球性金融动荡面前，各国都将捍卫本国的金融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以异常强势的态度直接干预市场。我们都知道，“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强则国家强，金融出现风险和危机，则会对一国经济产生致命打击。问题是，目前全球性的通胀早已让各国经济在通胀压力威胁下变得脆弱不堪，如果这时本国金融市场再出现动荡，引发信用危机和信心危机，则一国经济将难以应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全球金融市场风雨飘摇之际，为了防止股市暴跌诱发金融市场产生一系列危机，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强力干预市场的救市之举。 必须充分认识到的是，处于全球金融动荡背景和错综复杂利益格局下的中国股市，正在经历着股市建立18年来最为困难的时期。因此，此轮暴跌决不同于以往，因而也就不能简单与此前18年中股市的大起大落简单类比，更不能认为这是常态涨跌而对当前股市的不正常下跌采取反对救市、熟视无睹、听任自由落体的态度，这种态度事实上是对金融市场稳定的极不负责。美国财长保尔森在就房利美和房地美一揽子救援计划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救助“两房”，对稳定美国金融市场非常重要。若不拯救“两房”，不仅美国金融市场稳定将大受影响，美国的经济也将深受其害。保尔森对金融市场的洞察与吴敬琏先生张扬“救市论”的远见异曲同工，因为处于非常时期的中国股市，若不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危害同样不可小视。 超越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跌幅的本轮中国股市暴跌，诱因复杂，波及面广，对中国经济影响深远。比如股价下跌正在通过负财富效应日益侵蚀着实际消费的增长，同时企业融资和再融资无法进行对企业投资计划和社会就业的破坏、基金和券商的业绩亏损、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因投资受损而出现危机等等，都在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和中国经济的稳定。面对受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影响日益加剧的中国股市，对症下药地救市，让市场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显然已是政府救市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刻不容缓之举。目前，我国有关方面已采取诸如主流媒体发表救市文章等隐性救市方式，尽力扭转市场预期和信心。这些举措虽产生了积极效应，但力度显然无法比肩美国。毫无疑问，有关方面对当前股市的判断将直接影响救市措施的力度。

B. 在过去的期货铜牛市中，价格一直上涨，政府干预价格了吗

期货市场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这点与股票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金融,它的定价中心在伦敦期货交易所为主的.国家是不可能进行干预的,也没办法进行干预.
期货市场是一个全球性的价格.

C. 什么是政府操纵股票市场，简单介绍

所谓“政府操纵股票市场”，就是指管理层对于股市的波动间接或直接底进行了干预，导致股市的波动。不过我觉得不能叫“政府操纵股票市场”应该叫“政府干预股票市场”

近年来最为著名政府干预股票市场当属2007年5月30日调整印花税那次。那时候股市连续大涨，持续的上涨带来了很大的泡沫，5月30日之前政策方面多次出利空，但是都没有把行情打下去，但是5月29日晚上，政府宣布将印花税上调，结果，印花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后股市6个交易日内最大跌幅达到20%！个股更是被腰斩！许多人，都是因为5.30以后再也没有反过来神，一直亏到现在都没有解套。

历史上的话，还有94年，那时候是大熊市，跌的惨绝人寰，所以政府出利好政策力挺股市，当时是出了12个利好，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12道金牌”。出来以后股市暴涨！

其实，所谓政府干预股票市场大都是在行情非常低迷或非常狂热的时候出现，目的无非两个：救市；防止大涨带来更大的风险。

都是我自己写的，回答完毕！

D. 政府能干预期货市场吗

不可能干预市场走向，但是可以限制开仓手数，一个品种过度背离市场，政府就要出面干预，本来你要开一千手，最多让你来一百手

E. 政府干预理论和宏观调控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政府干预理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的经济职能理论。
斯蒂格利茨与西方其他经济学家一样，认为政府干预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失灵。因此，对市场失灵的研究就成为政府干预理论的一部分。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在承认市场竞争可以在某些条件下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同时，认为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外部性、垄断、收入分配和公共品提供等问题，因此，政府干预的范围应限制在上述“老四条”范围之内。斯蒂格利茨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从各种表面现象论证市场失灵，而且还触及到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就使他的理论有比较扎实的基础
福利经济学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正是福利经济学最终完成了对市场机制会导致帕累托最优的论证。这一论证建立在福利经济学两个基本定理的基础上。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每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都能够带来帕累托效率；第二定理指出，每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若这两个定理成立，则政府干预的范围将被局限在上述狭隘的范围之内，市场将把大部分事情做好。可见，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为限制政府干预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而斯蒂格利茨则认为，这些定理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假定之上，因此定理本身也是错误的。
首先，福利经济学假定，市场经济中的买者和卖者通过观察价格即可掌握所有有关商品交易的信息，即人们是具有完全信息的。而斯蒂格利茨认为，有关商品交易的事件空间远大于价格空间，市场中不仅存在影响厂商产出的一般事件，而且存在许多无法预料的偶发事件，如总经理生病、机器突然损坏等。这些成百上千的变量会影响厂商的利润率，但这并不能很快从价格上表现出来。此外，有关效用函数的假设也非常重要。盖尔和斯蒂格利茨（1985）证明，只有在一个极为严格的假定之下，即必须存在“恒定的绝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价格才可以传递所有信息。一旦偏离此假定，价格就不能充分传递信息。可见，完全信息的假设不能成立。
其次，福利经济学假定存在一套完备的市场。而事实上，构建市场是需要费用的。如果无数的商品、偶然事件和不确定性都存在市场的话，那么光是为了组织这些市场就要耗费大量资源。特别是那些不确定性较强的市场，如风险市场和期货市场，由于不确定性造成的巨大组织成本，使得建立这两种完全竞争市场是极不经济的。此外，信息不对称也限制了市场的完备性。因为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为规避风险，防止被欺诈，不愿同具备信息优势的一方进行交易，这就大大限制了市场的范围。所以，完备的市场这一假定也不成立。
最后，福利经济学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每个厂商都是价格接受者。实际上，市场竞争更类似于垄断竞争。由于信息不完全，当一个厂商提高价格时，该厂商的所有顾客并不马上寻找另一家产品同质而价格更低的厂商，因为搜寻信息是需要成本的。同理，一个厂商降价也不会把其他厂商的顾客都吸引过来。这就使厂商可以制订 价格而不是接受价格。此外，固定成本也会造成不完全竞争。斯蒂格利茨（1993）证明，即使只存在少量的固定成本，也会使市场供给者大量减少，从而使市场竞争变成不完全竞争。
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1986）以较复杂的数学模型证明，当市场不完备、信息不完全、竞争不完全时，市场机制不会自己达到帕累托最优，这就是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此定理的深刻含义在于，由它所定义的市场失灵是以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不完备市场为基础，因此市场失灵不再局限于外部性、公共产品等狭隘范围，而是无处不在的。这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广阔的潜在空间。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应该遍布各个经济部门和领域，而不仅仅是制订法规、再分配和提供公共品。
二、政府的经济职能理论
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必然要求政府干预的普遍性。但西方经济学的流行观点是，政府本身也有失灵问题，政府干预经常是无效的。针对这一点，斯蒂格利茨提出了政府的经济职能理论。他认为，政府失灵并不比市场失灵更糟，而且这种失灵是可以被缓解乃至消除的；通过采取适当的政策，政府干预可带来帕累托改进。
（一）政府效率分析。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各种干预缺乏效率，即存在政府失灵问题。斯蒂格利茨承认政府失灵的存在，并从原因和表现形式等多方面论证了政府失灵。但是，斯蒂格利茨认为应换个角度看政府失灵。并非只有政府部门才会出现低效率现象，人们在私营部门中同样可以找到类似的低效率现象。任何人都不会不犯错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犯了什么错误，做了什么好事，而在于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坏。斯蒂格利茨（1988）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具体事例，都不能证明政府效率比私营部门更低。也就是说，政府效率并不比市场更差。从理论上讲也是如此。有人认为政府部门会由于缺乏所有者而导致缺少激励，从而效率低于私营部门。斯蒂格利茨认为，西方大型私营公司的雇员都不是所有者，从委托一代理理论的角度看，他们也同样缺乏利润最大化的激励。特别是目前大型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公司经理所占股权也是微乎其微，所有者已很难控制公司了。就这一点来说，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尽管如此，斯蒂格利茨仍然承认政府部门因某些原因而严重缺乏效率。这些原因包括：缺乏竞争；没有破产威胁；承担社会目标；过分追求公平和限制职权范围等。但是，斯蒂格利茨又认为这些问题不是政府本身所固有的，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消除。如政府可以允许甚至鼓励政府企业与私营企业竞争或政府企业内部之间竞争；政府可以建立一套程序，使得与预算软约束有关的交易费用增大，迫使企业硬化预算约束；政府可以制定法律和规则，迫使自己遵守承诺，终结无效率的企业；最后，政府完全有能力自己控制收入差距和职权范围的强度。总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政府天生就比市场缺乏效率。
（二）政府的相对优势。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不但不比市场效率差，而且由于政府的强制性职能，使它能做许多市场不能做的事件。这样，政府就会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这些优势可分为4种：
1.政府有征税权。政府同私营部门一样，也面临着不完全信息的约束，但是，政府可以通过纠正性税收来影响生产、引导消费，以增加福利收益，实现帕累托改进。例如，假设一家保险公司认识到，吸烟会引起火灾，所以增加了提供保险的风险。然而，它缺乏投保人吸烟的信息。投保人知道这一点，因此他就会产生道德风险，放松对吸烟引起火灾的警惕性。而政府虽然敢缺乏信息，但是它可以通过对香烟征税，抑制人们吸烟，从而因道德风险的减少而获得福利收益。
2.政府有禁止权。政府凭借其强制力可以禁止某项活动，而这类禁止可带来帕累托改进。例如，当某些商品的固定成本较高时，为了弥补固定成本，最优定价机制会使某些商品的价格非常高，特别在商品需求弹性较低或生产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市场本身并不能淘汰此类商品，而政府却可以行使禁止限制这些商品进入市场，根据斯蒂格利茨（1980）的分析，这样做可以增进福利。
3.政府有处罚权。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对市场中的违约行为进行处罚。尽管私人之间订立的合同也包含了对违约活动的处罚条款，但这些条款仅限于对违约者财产的处分规定，而政府则可以对那些无财产抵押的人实施处罚。此外，政府可通过处罚轻易地解决污染等外部性问题，而私人之间协商的解决方案仅在科斯定理的零交易成本假设下才能形成；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里，个人之间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于难以成功。
4.节省交易费用。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市场中的搭便车、信息不完全和逆向选择问题会提高交易费用，而政府则可通过公共品供给和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节约这些费用。例如，保险公司为了弄清保险人的情况，需要一笔巨额运转费用，相比之下，政府社会福利 体系的运转费用要低得多。
（三）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措施。如何纠正市场失灵呢？斯蒂格利茨认为，尽管教科书中的完全竞争模型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市场经济中的有限竞争却可以起到传递信息、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所以，在政府直接参与的公共汽车和公共部门中，应积极抑制垄断，鼓励开展竞争。要做到这一点，政府的经济功能就要在保持集中化决策优点的同时，适当进行分散化。即把公共服务交给不同政府团体去经营，使人们可以在不同政府团体的竞争中比较它们之间的效率优劣。而对于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源配置无效率现象，斯蒂格利茨提出，政府的公共政策应主要定位于资源配置职能，通过发挥政府的再分配职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体做法是对所有商品实施最优纠正性税率，最优税率应以估算的所有商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包括所有的交叉弹性）为基础。斯蒂格利茨也承认获取这些信息有困难，所以他又指出，政府应把注意力集中在较大、较严重的市场失灵上，如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宏观调控（简称宏调）是政府实施的政策措施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在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及需求是受价格规律及自由市场机制所影响。市场经济带来经济增长，但会引发通货膨胀，而高潮后所跟随的衰退却使经济停滞甚至倒退，这种周期波动对社会资源及生产力都构成严重影响。所以宏观调控是着重以整体社会的经济运作，透过人为调节供应与需求，来达至计划经济之目标。

F. 当市场对价格的控制失灵,政府如何干预市场请尽快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政府干预理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的经济职能理论。
斯蒂格利茨与西方其他经济学家一样，认为政府干预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失灵。因此，对市场失灵的研究就成为政府干预理论的一部分。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在承认市场竞争可以在某些条件下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同时，认为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外部性、垄断、收入分配和公共品提供等问题，因此，政府干预的范围应限制在上述“老四条”范围之内。斯蒂格利茨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从各种表面现象论证市场失灵，而且还触及到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就使他的理论有比较扎实的基础
福利经济学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正是福利经济学最终完成了对市场机制会导致帕累托最优的论证。这一论证建立在福利经济学两个基本定理的基础上。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每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都能够带来帕累托效率；第二定理指出，每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若这两个定理成立，则政府干预的范围将被局限在上述狭隘的范围之内，市场将把大部分事情做好。可见，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为限制政府干预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而斯蒂格利茨则认为，这些定理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假定之上，因此定理本身也是错误的。
首先，福利经济学假定，市场经济中的买者和卖者通过观察价格即可掌握所有有关商品交易的信息，即人们是具有完全信息的。而斯蒂格利茨认为，有关商品交易的事件空间远大于价格空间，市场中不仅存在影响厂商产出的一般事件，而且存在许多无法预料的偶发事件，如总经理生病、机器突然损坏等。这些成百上千的变量会影响厂商的利润率，但这并不能很快从价格上表现出来。此外，有关效用函数的假设也非常重要。盖尔和斯蒂格利茨（1985）证明，只有在一个极为严格的假定之下，即必须存在“恒定的绝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价格才可以传递所有信息。一旦偏离此假定，价格就不能充分传递信息。可见，完全信息的假设不能成立。
其次，福利经济学假定存在一套完备的市场。而事实上，构建市场是需要费用的。如果无数的商品、偶然事件和不确定性都存在市场的话，那么光是为了组织这些市场就要耗费大量资源。特别是那些不确定性较强的市场，如风险市场和期货市场，由于不确定性造成的巨大组织成本，使得建立这两种完全竞争市场是极不经济的。此外，信息不对称也限制了市场的完备性。因为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为规避风险，防止被欺诈，不愿同具备信息优势的一方进行交易，这就大大限制了市场的范围。所以，完备的市场这一假定也不成立。
最后，福利经济学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每个厂商都是价格接受者。实际上，市场竞争更类似于垄断竞争。由于信息不完全，当一个厂商提高价格时，该厂商的所有顾客并不马上寻找另一家产品同质而价格更低的厂商，因为搜寻信息是需要成本的。同理，一个厂商降价也不会把其他厂商的顾客都吸引过来。这就使厂商可以制订 价格而不是接受价格。此外，固定成本也会造成不完全竞争。斯蒂格利茨（1993）证明，即使只存在少量的固定成本，也会使市场供给者大量减少，从而使市场竞争变成不完全竞争。
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1986）以较复杂的数学模型证明，当市场不完备、信息不完全、竞争不完全时，市场机制不会自己达到帕累托最优，这就是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此定理的深刻含义在于，由它所定义的市场失灵是以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不完备市场为基础，因此市场失灵不再局限于外部性、公共产品等狭隘范围，而是无处不在的。这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广阔的潜在空间。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应该遍布各个经济部门和领域，而不仅仅是制订法规、再分配和提供公共品。
二、政府的经济职能理论
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必然要求政府干预的普遍性。但西方经济学的流行观点是，政府本身也有失灵问题，政府干预经常是无效的。针对这一点，斯蒂格利茨提出了政府的经济职能理论。他认为，政府失灵并不比市场失灵更糟，而且这种失灵是可以被缓解乃至消除的；通过采取适当的政策，政府干预可带来帕累托改进。
（一）政府效率分析。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各种干预缺乏效率，即存在政府失灵问题。斯蒂格利茨承认政府失灵的存在，并从原因和表现形式等多方面论证了政府失灵。但是，斯蒂格利茨认为应换个角度看政府失灵。并非只有政府部门才会出现低效率现象，人们在私营部门中同样可以找到类似的低效率现象。任何人都不会不犯错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犯了什么错误，做了什么好事，而在于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坏。斯蒂格利茨（1988）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具体事例，都不能证明政府效率比私营部门更低。也就是说，政府效率并不比市场更差。从理论上讲也是如此。有人认为政府部门会由于缺乏所有者而导致缺少激励，从而效率低于私营部门。斯蒂格利茨认为，西方大型私营公司的雇员都不是所有者，从委托一代理理论的角度看，他们也同样缺乏利润最大化的激励。特别是目前大型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公司经理所占股权也是微乎其微，所有者已很难控制公司了。就这一点来说，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尽管如此，斯蒂格利茨仍然承认政府部门因某些原因而严重缺乏效率。这些原因包括：缺乏竞争；没有破产威胁；承担社会目标；过分追求公平和限制职权范围等。但是，斯蒂格利茨又认为这些问题不是政府本身所固有的，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消除。如政府可以允许甚至鼓励政府企业与私营企业竞争或政府企业内部之间竞争；政府可以建立一套程序，使得与预算软约束有关的交易费用增大，迫使企业硬化预算约束；政府可以制定法律和规则，迫使自己遵守承诺，终结无效率的企业；最后，政府完全有能力自己控制收入差距和职权范围的强度。总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政府天生就比市场缺乏效率。
（二）政府的相对优势。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不但不比市场效率差，而且由于政府的强制性职能，使它能做许多市场不能做的事件。这样，政府就会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这些优势可分为4种：
1.政府有征税权。政府同私营部门一样，也面临着不完全信息的约束，但是，政府可以通过纠正性税收来影响生产、引导消费，以增加福利收益，实现帕累托改进。例如，假设一家保险公司认识到，吸烟会引起火灾，所以增加了提供保险的风险。然而，它缺乏投保人吸烟的信息。投保人知道这一点，因此他就会产生道德风险，放松对吸烟引起火灾的警惕性。而政府虽然敢缺乏信息，但是它可以通过对香烟征税，抑制人们吸烟，从而因道德风险的减少而获得福利收益。
2.政府有禁止权。政府凭借其强制力可以禁止某项活动，而这类禁止可带来帕累托改进。例如，当某些商品的固定成本较高时，为了弥补固定成本，最优定价机制会使某些商品的价格非常高，特别在商品需求弹性较低或生产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市场本身并不能淘汰此类商品，而政府却可以行使禁止限制这些商品进入市场，根据斯蒂格利茨（1980）的分析，这样做可以增进福利。
3.政府有处罚权。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对市场中的违约行为进行处罚。尽管私人之间订立的合同也包含了对违约活动的处罚条款，但这些条款仅限于对违约者财产的处分规定，而政府则可以对那些无财产抵押的人实施处罚。此外，政府可通过处罚轻易地解决污染等外部性问题，而私人之间协商的解决方案仅在科斯定理的零交易成本假设下才能形成；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里，个人之间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于难以成功。
4.节省交易费用。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市场中的搭便车、信息不完全和逆向选择问题会提高交易费用，而政府则可通过公共品供给和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节约这些费用。例如，保险公司为了弄清保险人的情况，需要一笔巨额运转费用，相比之下，政府社会福利 体系的运转费用要低得多。
（三）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措施。如何纠正市场失灵呢？斯蒂格利茨认为，尽管教科书中的完全竞争模型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市场经济中的有限竞争却可以起到传递信息、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所以，在政府直接参与的公共汽车和公共部门中，应积极抑制垄断，鼓励开展竞争。要做到这一点，政府的经济功能就要在保持集中化决策优点的同时，适当进行分散化。即把公共服务交给不同政府团体去经营，使人们可以在不同政府团体的竞争中比较它们之间的效率优劣。而对于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源配置无效率现象，斯蒂格利茨提出，政府的公共政策应主要定位于资源配置职能，通过发挥政府的再分配职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体做法是对所有商品实施最优纠正性税率，最优税率应以估算的所有商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包括所有的交叉弹性）为基础。斯蒂格利茨也承认获取这些信息有困难，所以他又指出，政府应把注意力集中在较大、较严重的市场失灵上，如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等。
三、评论与启示
（一）斯蒂格利茨的市场失灵理论，否定了市场机制会自动导致资源配置最优的传统教条，从而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原理提出了挑战。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论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即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可以将市场经济繁荣资源配置引导到最优状态。但我们从斯蒂格利茨的市场失灵理论可以看出，这个广为流传的原理不符合事实。现实中的市场经济，都是信息不完全、竞争不充分、市场不完全的。在这种情况下，教科书上的那些逻辑优美的理论难以成立，因此也就失去了指导实践的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微观经济学一无是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实可以起到激励和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不能导致“帕累托最优”这个理想状态。在这里，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实际上主张回到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经典描述。亚当·斯密在论证这只“看不见的手”时，只提到它会“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并未将它拔高到“帕累托最优”的水平。而市场机制会自动导致“帕累托最优”的论证，是新古典学派完成的。斯蒂格利茨则证明，新古典学派的对市场机制的理论发展，走上了错误的道路。经济学家真正应该关心的，不是市场机制能否导致某种理想状态，而是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和资源配置作用。
（二）斯蒂格利茨的政府职能理论，也让人耳目一新。传统观点认为，市场机制的效率要比政府高得多。由于市场可以在绝大多数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因此，它留给政府干预的活动空间并不大。斯蒂格利茨却证明，市场失灵无处不在，政府干预的可能领域是极为广泛的；政府的效率也并不比市场更低，不能用政府失灵为借口排斥政府干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通过适度改革，防范政府失灵。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众多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的核心是在公共部门中引入竞争机制，实现适当的公共职能分散化，使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开展竞争。这种方法实际上已经在美国一些州的政府部门采用了。实践证明，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奥斯本等，1992）这种提高政府效率的方法，也是值得我国政府部门借鉴的。
（三）斯蒂格利茨对公共政策定位的论述，即政府应发挥再分配职能去纠正市场的资源配置无效率，具有明显的空想性。对全社会成千上万种商品征纠正性税，即使仅限于“重要市场”的商品，也需要一笔庞大的信息与管理费用，过高的征税成本有可能使这类措施得不偿失。从这个问题来看，斯蒂格利茨本人也未能摆脱一味追求“帕累托最优”的思路。在他看来，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理想状态，而政府却可以通过干预，实现“帕累托改进”。在这里，斯蒂格利茨明显地表现出对政府的“纠正性征税”抱有幻想。东西方的实践早已证明，尽管市场机制并不能理想地配置资源，但政府的“纠正”也同样不能达到理想状态。如果我们抛掉了“帕累托最优”这个“情结”，就应该承认，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出现的某些无效率现象，是政府干预也不能避免的，因而也是可以容忍的。
（四）斯蒂格利茨正确地提出了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和政府的相对优势，以及提高政府效率的途径，这对于我国正确地认识市场机制的缺陷、推进政府经济职能的转换有良好的借鉴意义。但是，他对于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定位于什么领域，却缺乏站得住脚的论证。本文认为，在我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应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作用；在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出现无效率现象时，政府的主要作用是运用各种经济政策，从宏观角度加以调控。从微观角度看，政府作用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和各种政策法规。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应更多地定位于调整产业结构、熨平经济波动、调节收入分配，而不是过多地涉足于微观的资源配置领域。

G. 美国政府对期货市场的监管模式对我国完善期货市场监管体系有何借鉴意义

1. 美国期货市场的监管模式
l 1974 年以前，美国期货市场都由交易所自我管理，交易所通过执行各种规则和发挥理事会、专业委员会及各职能部门的作用，有效实施自我管理。
l 20 世纪70 年代期货交易品种扩大到金融产品后，由政府、期货业协会和交易所组成的三级监管模式逐步形成。
l 1974 年美国国会在原来《商品交易所法》的基础上通过了系统严密的《商品交易委员会法》，并成立了全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CFTC 是美国期货市场最高权力和监管机构，它通过制定严密高效的法规贯彻实施国会通过的法律，宏观上对市场参与者进行管理。
l 1981 年美国期货业协会（NFA）注册成立，协会会员遍及期货公司、咨询顾问、基金经理、结算银行、交易所、社会公众及有关商业机构，具有充分的广泛性。期货业协会代表着整个行业各方面的切身利益，真实反映着行业的呼声和要求。在美国三级监管模式中，在政府宏观管理下，交易所和期货业协会的自律管理至今一直发挥着市场管理的基础和核心作用。

中国期货市场是适应现货贸易的需要在远期现货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最早的郑州商品交易所和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就是以原有现货批发市场为依托成立的。在旧的计划经济条块分割的格局下，在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支持下建立期货市场是历史的必然。
l 在1992－1998 年期间，中国期货市场的政府监管实质上也主要是由各自的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实施的，同时交易所自我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时在此背景下，各期货交易所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新品种不断推出，市场规模逐年扩大。当然，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一是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难以实现专业化管理，有时为了追求地方和行业利益，对交易所放任不管；二是市场缺少应有的法律法规，导致交易所自律管理无所遵从，有些交易所过分追求市场规模和短期利益，甚至纵容过度投机和违规操纵行为，市场功能受到较大扭曲。所以，在此期货市场多头分散管理期间，国务院从1993 年开始多次发布行政命令，停止了大部分上市品种的交易，交易所也由15 家减少到3 家。
l 1998 年以证监会为中心的集中监管模式形成。中国期货市场的清理整顿基本结束，原来隶属于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交易所正式收归证监会。此后，1999 年6 月《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颁布，中国证监会也出台了关于交易所、期货公司等四个配套管理办法，进一步确定了以中国证监会为中心的集中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模式是与清理整顿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的，它把中国期货市场由盲目、无序发展导向了理性、有序发展的轨道。
l 以政府监管为主，还是以自律监管为主，目前已是中国期货市场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政府监管而言，政府监管具有统一性、权威性、强制性，能够切实贯彻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克服市场失灵，保护市场参与者合法利益，维护市场长期稳定发展。但是，政府监管也具有被动性、滞后性、突然性和不可逆性。行政监管只能是事后干预，突然采取行政干预容易给市场带来硬伤和后遗症，干预过多过细容易导致市场低效率和无活力。所以，以政府监管为主，只能是在期货市场出现混乱、偏差和风险时采取的阶段性政策，一旦市场恢复了有序发展，政府应主要用法律法规对市场进行宏观管理，让市场充分发挥自律管理职能。以自律管理为主，可以减轻政府部门的压力，分散市场监管风险，有利于市场自我控制、自我调节、自我完善。
近十年来，世界期货市场国际化、一体化步伐加快，成功的期货市场监管模式也呈现出趋同性：
l 从监管体制看，三级监管模式已被各国普遍认可。这种分层化监管，有助于环环相扣，层层控制，互相制衡，分散风险，有利于不同层次借助于市场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对市场综合监管。
l 从监管重点看，大多都把交易所和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作为期货市场监管的基础和核心力量，尊重市场规律，保证监管的市场化和灵活性。
l 从监管的手段看，各国都强调政府要从宏观上对市场进行法制化管理，保证期货市场发展的有序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l 从发展角度看，各国都在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总结监管经验教训，分析检查各自监管模式的有效性，在实践中对其不断进行改进和调整，从而更好的保护期货市场的竞争性、高效性和流动性，提高为市场参与者服务的水平。

哥们你是写论文用吧，不给分真心有点少。
这是中大高博士的论文，摘了一部分给你了，希望有用

H. 中国政府怎么干预股票市场

从理论上讲，政府干预经济，主要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自由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是，信息对称，市场出清。在此基础上，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可以让经济自动实现均衡发展。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存在经济主体获取信息的成本，信息不可能完全对称，市场也无法彻底出清，因此，单纯的自由市场机制不可能让经济自动实现均衡发展。经常出现的商品供不应求或供大于求就是具体表现。由于市场机制调节经济活动的缺陷已经从理论上证明是客观存在的，再加上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等，这些都使得市场调节“万能论”的观点及政策主张受到强烈冲击，有关宏观经济调控的各种理论和政策应运而生。目前，各国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宏观经济调控也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就股市来看，政府干预也是有意义的。例如，作为一向标榜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最发达国家之一，美国对于股市危机也不是坐视不管的。早在1929年美国股灾发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后的第三天，就“关闭”了当时还在营业的所有银行，禁止黄金出口，中止了一切外汇交易。三天之后，罗斯福又签署了《银行紧急状态法案》，使银行的休假时间被无限期地延长。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也采取了一系列干预股市的措施，例如，总统布什亲临华尔街视察讲话以恢复投资者信心，暂停股市交易，支持商业银行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回购本公司股票，连续降息等，以保证股市的正常运行。日本、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也都有政府干预股市的成功范例。

那么，政府该如何干预股市呢？显然，政府干预股市，不应该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对股市供求强行进行行政管制，也不应该完全依照自由市场的逻辑让其放任自流。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在股市低迷时，我国政府曾经多次借助“有形之手”的作用，以政策托市；也曾试图强化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自由调控市场。但是，实践证明，两者的效果都不够理想。这些说明，过度的行政干预和完全的自由放任，都不能成为推动股票市场乃至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举措。政府要做的应该是，通过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加强监管，对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交易主体等实施全方位的监管，为市场创造良好的运营环境，从而实现风险逐步缓释、避免风险高度积累、充分发挥股市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在股市出现崩溃时，政府会采取非常手段来控制局面。

在我国，如果股市出现问题，政府不可能坐视不理。但是，在一个高效、健康的股票市场中，股票的价格、回报及波动性，在宏观上和长期内主要应受实体经济状况的影响，其对政策的反应也是适度的。因此，政府对股市的干预，主要体现在致力于为股票市场提供良好的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如加强监管、严格执法。至于和大白菜性质相同的作为商品的股票价格之高低，不断经历风风雨雨的股民自会有判断，股民也必然要承担股票价格涨跌的风险，也就是所谓的“买者自负”。此外，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作为调控经济重要手段的货币政策工具，其调控的目的不是股价，而是通货膨胀。因为如果投资者预期通货膨胀加速的话，评级较高的债券的投资地位就会下降，投资者会大量地购买股票，并将其作为一种保值的方法，从而刺激股价的上涨。因此，以央行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应公开明确宣布将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至于资产价格（以房价和股价为代表），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其与物价指数密切相关。所以，当货币政策工具目标锁定通货膨胀的同时，其实也瞄准了资产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