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市场漏洞

❶ 管理层为什么看不见股指期货的漏洞

管理层的消息面更广，不可能看不到漏洞

但凡事都不会十全十美，更何况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

股指万0.24起

❷ 期货交易有什么缺陷

第一，期货交易制度的不完整。我国的交易制度都是当天买入在第二天才能卖出，这样一来，这种漏洞就会被利用，眼睁睁的看着被人打压，自己却无法出货，以致于造成亏损。
第二，做空机制没有限制。股指期货的推出，是希望减少甚至避免单边上涨，但由于做空机制没有受限，就会使股票市场受压，股民就会斩仓割肉，最终让别人趁机得利。
第三，期货交易市场投机严重。一些投资者利用杠杆作用，赚取更多的利益。

❸ 之败：一位老期货谈如何走出期货交易的困境

在我入市一段时间后，我的资金开始缩水，屡战屡败的交易状态，让我尝试到了期货那种不可琢磨的性格。市场似乎总是在和我作对，我感到很迷茫。在一次闲谈中，我问一位在公司成立时就开始工作的盘房工作人员（即交易风控人员，以前是人工下单，经编注）：“你见过有人拿着赢利走出这个市场吗？”她说：“早年做国债时有一个老头曾经把资金翻过数倍后离开了公司，在之后就没有人能拿着赢利走出公司，公司中每年都会走掉一批老客户，又会补充进一批新人，而且周期通常是一年，多少年来不断的重复这个定律。”这些话让我更加迷茫，回头看看公司里的这些客户，有谁不是抱着“我是最优秀的”心态在重复屡战屡败这个现实，而我呢，也和他们一样。难道我的命运注定是要被淘汰出局吗？为什么？难道自己以前途为代价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难道自己选择错了吗？难道市场并不存在一种解决方案或者存在这样一种方案却不是自己的能力所及的吗？不，我坚信市场存在一种解决方案，那么我们这些自以为很聪明，很优秀，是“人中之人”的“可怜虫”究竟错在那里呢？每个人看起来都是那样聪明，可为什么在市场面前如此的不堪一击，为什么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期市中必胜，而结果都是被踢出市场呢，我无法找到答案，但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找到的。
经过几年的苦苦追逐，随着一套长线交易系统的建立，无论思路还是交易手段都已经有了质的飞跃，所有的失败感都一扫而光，再回头去解答当初的疑问，一切问题都是如此的清晰。（建立适合自己的交易系统是走向投机成功的必由之路，经编注）
期市中亏损的方式多种多样，绝大多数散户的共同特点是资金进一退三，最终被扫地出门（当然不包括经纪，他们的特点是经常一笔交易就将资金打光了，对待别人的资金极不负责任，希望我这么说不会伤害那些还有良知的经纪），而这些现象的背后原因是缺乏对市场的正确认识。一套正确交易理念和交易策略的建立是基于两个基础，一为对市场的正确认识，其二是对人性特征的正确认识，这两个基本条件中任意一点有问题，交易都无法成功（我指的是持续而稳定的获利）。以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是先有对市场的正确认识才会过过渡到对人性特征的正确认识，交易系统正是建立于这两个基础之上。遗憾的是我所接触到的所有人包括那个时候的自己仅仅停留在最初级的阶段，根本就谈不上对市场的正确理解，失败也就成为必然，根据这个市场的定律，绝大多数人注定无法真正认识到这两点，也注定会被淘汰出局，真的是很残酷的。
我们对期市的理解的过程，和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人生的理解过程很相似。我清楚的记得：我在上三年级时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明白了大人们的世界不过如此；18岁时我已经认为我是一个大人了，而当我从学校出来之后我却发现我对社会是如此的无知，在社会中是如此的无助，我才明白我在社会这所大学中才刚上一年级，15岁时觉的14岁时的自己很幼稚，18岁时又觉的15岁时的自己很幼稚，现在的自己很“成熟”...........。这样的想法重复了一年又一年，直到发现了自己的无知。今天只是昨天的明天，也同样是明天的昨天，自己没有变，只是自己的心在自以为是而已，我想这样的感觉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的目光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只能理解我们所经历过的。
期市又何尝不是如此，每个人从进入期市开始就如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每一个人都处在不同的年龄段中，但与人生不同的是绝大部分人都中途夭折了，只有少数人最终迈向了辉煌。
而放眼身边的散户，与许多文章所说的散户不善止损相反，身边的同志们大多可以坚持严格止损，尽管止损的方式和依据各不相同，但在止损上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明白止损的重要，尤其是一些老期友。
可是大多数散户所犯的错误恰恰不在于此，最典型的一种错误是依据基本面、持仓和成交量、持仓排行或害人不浅的技术指标，甚至所谓的盘感等等各种方式对行情进行主观判断，却忽略掉最重要的价格，并将此作为进出场的依据，整个操作过程自我感觉良好，实际上漏洞百出，连基本的顺势交易都做不好，经常迷失在行情之中。最可悲的是谁都明白顺势的重要，只是实际操作时做不到或忘掉了（在此轮大豆行情中，我就看到许多有过出色言论的易发期友大建逆势头寸，可见言行不一也是一个极普遍的现象）。
而少数能够顺势的，却又因为资金管理不善或其他原因而最终导致亏损。其次没有完善的交易规则或有交易规则却不能严格遵守也是导致失败最普遍的一个原因。
归结起来，成功的交易过程是一个整体，“止损”、“长线”，“顺势”这些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只不过是正确交易技术建立的基础而已，还是那句话，这些条件只是成功交易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是做好了严格止损和资金管理而没有完整的技术只能保证你慢慢流血死亡，是无法带来成功的。这样说来，大多数散户失败的原因就很清晰了，缺乏对市场及自身的正确认识，缺乏完整、严密的交易规则和策略是多数散户必败的根本原因。
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比谁聪明，也没有所谓的天赋，我想我与身边人不同的一点仅仅在于我严格遵守了被许多人认为是陈词滥调的交易戒条，而且区别仅此而已。
期货在我心中曾经是一个难解的心结，相信大家也同我一样，经历了多年执著的求索总算打开了这个结，真相是如此简单，追逐的过程却是如此艰难，每每看到论坛中曾经像我一样迷失在期市中的这些朋友就会有一种欲言又止的冲动，今天这篇文章就算是个小结吧，希望能对我的战友们一些启迪和鼓励。我应该承认的一点是我的思路仍然受制于我自身目光和经历的局限性，但你我都应坚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驾着自己的宝马车站在大海边迎着海风默默的回顾自己那艰难的奋斗历程。

❹ 区域负责人涉伪造公章 弘业期货曝风控漏洞什么情况

打黑办是个临时机构，由司法机关根据机关的规定成立，主要任务是打击黑恶势力，完成任务后应当解散。

❺ 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金融监管的漏洞有哪些

美国次贷危机最早显现迹象是在2007年2月，当时汇丰控股最先发出警告，称由于大批低收入房贷客户无力偿还贷款，公司为其在美国的房屋按揭业务增加18亿美元的坏账拨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市场上很少有人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已经孕育了很久的危机。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就已经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长的居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能造成的风险，希望美国有关监管当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在2002年，他再次拉响警报，认为“一些次级房屋贷款机构没有任何监管，它们的贷款行为最终会危及美国人实现拥有住房和积累财富的两个美国梦想”;到2004年5月，他更是明确地指出，“快速增长的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已经引发贷款违约的增加，房屋赎回的增多以及不规范的贷款行为的涌现”;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发表的文章里，葛兰里奇揭示出美国的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和失控问题，“次级房贷市场就像是狂野的美国西部，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类贷款由没有任何联邦监管的独立房贷机构所发放”。

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葛兰里奇的文章时感到非常遗憾，葛兰里奇的警告并没有得到美国主要货币和监管当局高层的重视。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葛兰里奇的绝大多数同事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它们的风险。正如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书《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里所阐述的那样，“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他们认为监管往往或者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
但是，在2008年10月23日美国众议院召集的听证会上，执掌美联储达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坦承，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眼下的金融危机证明，他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这一点让他“震惊”。在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为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这位自由市场主义的信徒呼吁应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与其之前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次贷危机下金融监管的六宗罪
次贷危机所暴露出的金融监管问题，一方面体现在对金融衍生产品设计及交易的监管不足，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相关金融机构，如房贷机构、投资银行、银行表外投资实体、评级机构、对冲基金的监管存在漏洞。
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监管存在真空地带
次贷危机被称为“21世纪第一个复杂金融衍生市场危机”。就连美国证监会(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认为，“大量的没有被监管的类似CDS 的衍生品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头号恶棍”。
2000年，在美国金融行业更加有力的公关活动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包括被视为华尔街金融创新“毒丸”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在内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监管，自此，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监控重任则全部落到了华尔街投行等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的肩上。然而，目前的危机证明，单纯依靠金融机构自身对衍生产品风险进行控制是远远不够的。金融衍生产品监管制度和交易规则的缺陷，助长了衍生产品的过度投机，并最终引爆了危机。
首先，政府在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与构造方面几乎不加干涉，政府隐含地假定衍生品交易双方均能准确理解衍生产品的构造与风险，因此双方的交易纯属市场行为，没有干预的必要。在监管纵容下，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逐步偏离了基本经济学原理：一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是寄托于抵押物持续升值的前提上;二是衍生产品结构过于复杂，使基础产品的风险在层层设计中变得更加隐蔽，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三是监管当局对衍生产品的杠杆率没有限制，致使风险过度放大，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
第二，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方式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大量的CDO、CDS(信用违约掉期)主要通过场外交易(OTC)的方式进行。一般来说，场内交易会受到交易所的监管，但由于场外交易的衍生产品具有非标准性和不透明性，基本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如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所说，“金融衍生商品是个新的‘影子银行体系’,是企业与机构间的私人合约，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动法则之外创造金钱，它不是真正的货币，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写有承诺的纸，甚至只是一个电子符号，它存在于正常的商业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监管”。
第三，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属于表外业务，不需要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显示，银行对相关信息的披露相对有限，监管当局无法得到关于金融机构经营及投资金融衍生产品的充分而准确的信息，一旦出现问题，短期内无法确知问题的严重程度，导致难以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第四，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金融衍生产品清算系统，交易缺乏透明度，政府事实上并不清楚市场上各种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与头寸分布，因此一旦危机爆发后，政府在很长时间内甚至不能准确估计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波及范围。
房贷机构监管——监管缺失导致次贷发放的失控
2001?2005年，美国房市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保持繁荣。另外，由于资产证券化技术的发展，住房按揭贷款的“发放—销售”模式使风险得以轻易转移，这些因素均刺激了抵押贷款机构超常规发展的欲望。特别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众多贷款机构纷纷降低住房按揭贷款的准入标准，放松了资信审查，向大量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发放了“次级按揭贷款，甚至接受了缺乏充分资信证明文件或具有高债务—收入比的借款申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放贷标准的降低基本上都发生在联邦银行监管规定的范围之外。此外，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使房贷机构得以在脱离消费者监督的条件下大量发放高价贷款。尽管相关监管部门一再要求改善次贷的信息披露，但收效甚微。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发放房屋按揭贷款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还包括许多独立的住房贷款公司或经纪商。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市场全部房贷中约60%和高价房贷中约45%经住房贷款经纪商发放，这些经纪商根本不在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内。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及时对次级贷款的发放标准提供有效指引，也没有及时将独立放贷机构纳入监管体系内。笔者认为，原因无非是两方面：一是过于相信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认为市场能够通过自行调节解决风险;二是认为次级贷款占美国全部房贷的比例较低，不会引起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在金融机构出于竞争压力及利益驱动，放松资信审查、降低贷款标准的情况下，监管当局应及时对有可能危及金融系统的上述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才能防患于未然。而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无论是美联储还是美国财政部，都没有对这一高风险的贷款发出任何警示，这表明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对次贷监管的确存在疏忽。

投资银行监管——对流动性和资本金缺乏约束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人们开始将此次危机的诱因集中到美国监管者对华尔街大行过度宽容及监管缺失的制度层面上。在独立投行模式下，美国证监会是投行的唯一监管机构，其对投行的监管也只限于与证券交易相关的活动，相关的审慎性监管和投资风险监管一直存有漏洞，因此一度成就了次贷危机之前美国投资银行高杠杆、高盈利、自由扩张的发展模式。

美国曾在1929年大危机后一度加强了投资银行监管。为了防止危机的再度爆发，美国相继出台了多项重要法律，其中对投资银行业务影响最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 Steagall Act of 1933)。这一法律规定商业银行(从事吸取和贷款业务)和投资银行(承销和发行证券)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使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出现了。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业与混业一直是美国政策与立法中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分业型的金融体制无法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业管理限制了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因此，要求混业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放宽了投资银行的业务限制，并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限制投机和分业经营的禁令全部被解除。也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投资银行不受传统银行资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约束，它们开始通过金融创新广泛使用高杠杆，投资行为越来越短期化，甚至为赚取高额利润不惜违背职业操守。而上述高杠杆化且具有短期行为特点的业务扩张几乎是游离于联邦政府的监管之外的。
从2003年以来，高盛、美林等投行的杠杆率都从十几倍跃升到30倍左右，而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仍只有十几倍。在经济繁荣年代，高杠杆为投行带来丰厚利润。但高杠杆使得投资银行对流动性和维持自身高级别评级的要求很高。一旦市场环境恶化或自身财务状况不佳，被评级公司降低评级，导致融资成本上升，继而出现流动性问题等连锁反应，就容易陷入困境。由于美国对投行的资本金、流动性等均缺乏严格的监管标准，导致风险与资本并不匹配。另外，作为独立法人的投资银行不是美联储的成员，出现问题时也不能得到美联储的救助，只有在商业银行收购投资银行后，美联储才能通过救助商业银行间接救助投资银行。

经过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投资银行业进入重新洗牌的阶段。美国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贝尔斯登、雷曼和美林)已经垮台，高盛、摩根斯坦利两家硕果仅存的投资银行也于2008年9月申请改组为银行控股公司，这意味着它们从此纳入传统银行的监管体系，美国独立投行高杠杆、高盈利、自由扩张时代宣告终结。

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监管——亏损时重新并表引致信心危机

金融机构常常为特定的融资、并购等交易活动设立特殊目的实体(SPE,即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在融资活动中，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可注册成立一个与发起人隔离的特殊目的实体。这种实体不需要大额的资本金，一般由其母体注入高等级的债券作为资产，在此基础上通过评级、增信等手段，获得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的资格。这样的实体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其依据的法律和遵循的监管准则和会计准则也有所差别。

SPE在2001年安然、世通等企业会计丑闻中已经声名狼藉，但在这次金融机构危机中以新的变形体——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的形式卷土重来。银行表外投资实体是一种由银行发起设立并提供全部或部分债务担保的证券套利安排，主要形式包括专为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而设立的管道公司(conit)、结构性投资工具(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等。

2001年安然公司破产事件发生前，SPE在发生损失时，其损失不须并入其母公司。安然事件促使美国监管当局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会计合并准则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监管规则，以加强对SPE的监管。特别是在2003年对相关会计准则做出修改，要求在SPE发生损失时，对其拥有控制权并需承担最终损失的金融机构应将此合并入资产负债表中。

但是，表外投资实体信息不透明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对表外实体尤其是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的有效监管不足的状况依然在延续。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表外投资实体的业务模式给设立机构带来的巨大风险逐渐暴露。以SIV为例，银行通过发行短期票据和中期债券，将所得收益投资于如抵押贷款证券等高回报资产，所发行票据与结构性证券之间的差额即银行所得利润。由于旗下的SIV大规模投资于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次贷危机的爆发给大多数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均造成巨额损失。例如，管理着全球规模最大SIV资产、约占全球SIV总资产四分之一的花旗集团，由于次贷危机以来SIV资产大幅缩水近40%，被迫于2007年12月将旗下7个结构性投资实体并入资产负债表中。另外，汇丰控股、法国兴业银行(23.12,0.48,2.12%)、西德意志州银行也因旗下SIV的巨额亏损已经将各自的SIV并入资产负债表内。SIV成立之初独立于银行之外，不属于银行本身的业务，但造成损失后，银行按照相关会计原则将其纳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从而造成了银行的巨额亏损和投资者信心危机。

评级机构监管——利益冲突规制有限，评级方法不够透明

早在美国安然事件及世通公司倒闭案发生时，评级机构就曾因为相关的评级失责问题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质疑，美国各界也以上述事件为契机开始重新审视信用评级业之运作及监管体制。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于2006年9月通过了《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该法案的实施规则虽然填补了美国信用评级业监管体制的空白，但仍未解决诸多根本性问题。

首先，法案对信用评级业利益冲突的监管非常有限，评级机构对结构性融资产品构建的直接参与基本不受法案限制。2006年《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及其实施规则明令禁止的利益冲突情形只有四种：(1)若评级机构最近财政年度内10%以上的评级收入来自某一发行人，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2)若评级机构或其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直接拥有某一发行人的证券或所有者权益，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3)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与其有关联的发行人的评级;(4)若评级机构的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担任某一发行人的董事或管理人员，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

此外，监管部门无权对信用评级模型及方法的科学、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评级的准确性得不到保障。目前评级机构仅仅是简要介绍评级的方法，无论是作为监管部门的美国证监会，还是机构投资者和普通公众，都难以深入了解评级的数据来源和核心的评级方法。这使得市场和监管当局对评级机构的约束作用减弱，评级机构容易出现道德风险。

更重要的是，即使评级失真，投资者受到误导，评级机构通常也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评级只代表评级机构自身对次贷产品信用风险的“看法”，而非投资建议。例如，在美国涉及公司债务评级的法律案件中，法官一般会裁定评级结果属于“观点”，就像报纸的社论一样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保护。也许只有当法官不再把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视为言论自由范畴内的“观点”，评级机构的现有业务模式才可能被打破，其评级结果的可信度才会得以真正的提高。
对冲基金监管——各国监管理念存在分歧，监管环境总体宽松

目前欧美等主要工业国家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比较宽松。首先，各国在是否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方面还存在分歧，体现为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的理念冲突。以德、法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坚持前一种监管理念，强调监管的法律强制性、广泛的适用性和市场规则的外部性，而美、英等国则主张后一种监管理念，认为应更多地强调监管的非强制性，市场参与个体的差异性和市场规则的自发性。

自2005年以来，德国对对冲基金提出了强烈质疑，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主张实施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监管，增强对冲基金的透明度。但德国的主张遭到了美英等国的强烈反对，只好转向“自愿地”建立行业行为规范，起草了《对冲基金行为规范》，目前也仅处于积极寻求相应支持的阶段。

美、英等国认为政府指定的行为规范有可能会扼杀市场自发的金融创新并进一步阻碍市场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对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下对对冲基金提出进一步的监管要求，主张尊重对冲基金的天然特性，由市场自发地进行调节。尽管美联储一向坚持审慎监管原则，但由于衍生品市场属于一个发展迅猛的新兴领域，很多配套的监管制度和法律体系尚未健全。保尔森认为，金融市场监管越少越好。伯南克亦表示，金融监管机构不应为信贷衍生品和对冲基金制定特别规则。

其次，对冲基金事实上在美国和英国享有较为宽松的法律及监管环境。美国实行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其监管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为指导，认为市场自律是对冲基金监管的主要方式，不主张对冲基金进行登记注册，从而使对冲基金在信息披露、投资策略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度。根据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及其修正案，对冲基金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投资公司的监管范围之外，免于注册登记。投资对冲基金的机构和个人的最低资本限额分别为2500万美元和500万美元，投资者人数限定在500人以内。尽管先后发生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不凋花”(Amaranth)等大型对冲基金倒闭的事件，但美国仍倾向于维持目前的监管现状。如2007年2月，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发布了《私募基金管理指引》，肯定了目前的监管体制，认为足以防止对冲基金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资本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

最后，客观上存在相当的监管难度。从注册地来看，全球大约有55%的对冲基金选择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以及百慕大等地作为注册地，此类离岸基金管理了全球约2/3的对冲基金资产。在美国注册的对冲基金数量占全球的34%，管理的资产占24%;在欧洲注册的对冲基金数量占全球的9%，管理的资产占11%;剩余的对冲基金大多在亚洲注册。

“吃美国一堑，长中国一智”

美国次贷危机无疑为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提供了反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引起人们对中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潜在风险的高度关注。中国会不会重蹈美国次贷危机之覆辙？“吃美国一堑，长中国一智”，美国次贷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采用规则导向监管，即政府部门制定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强制要求被监管对象执行。美国财长保尔森(Hank Paulson)于2007 年1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时提出，“我们也应该研究在美国采用更多原则导向监管的现实可能性和好处的问题”;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于2007 年5 月发表演讲指出，“监管最好的选择就是用持续的、原则导向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来应对金融创新。”

美国金融专栏作家吉姆？索罗维基曾以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的不同来比喻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的不同：“美式足球(橄榄球)和大部分其它的美国体育运动项目一样，制定了详细的比赛规则，它们有细致入微的比赛规则手册，严格规定了运动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甚至限制了他们在场上应处的位置);而英式足球是一种更纯粹的以原则导向的体育项目，与众多的美国体育项目相比较，英式足球规则更少，并且赋予裁判员至高的权限，裁判员能够打断比赛进程甚至能影响比赛结果。”

美国的监管规则很多，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更偏好“边界明确的规则”。这种规则体系要求明确说明什么是准许的，什么是不准的。监管者也喜欢明确的规则，因为这样的规则容易执行。结果是市场有越来越多的规则。但是，市场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任何规则都会出现漏洞和例外。另一方面，如果规则太多，各个规则之间就可能出现矛盾，可以说，繁杂的规则也能创造套利的机会。实际情况正是由于这些规则自身愈来愈复杂，最终不能够被人们充分理解，市场开始发展出用以避税或者逃避规则约束的产品和服务。应对快速变化情形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指导原则。

调整监管理念，加强外部监管、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

次贷危机是一场系统性风险引发的危机，所受损失的大小基本由参与程度决定，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多项因素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叠加，但一直没有得到监管及货币当局的足够重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以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无法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于机构追逐利润的动机可能使机构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只对机构自身负责，而不对市场整体风险负责，因此其自身扩张行为就易埋下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隐患。要识别和降低系统性风险，就必须从市场整体发展的角度，加强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通过反周期的监管要求和宏观政策，消除顺周期的风险叠加因素。

另外，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统一监管。监管者要能够审慎地评估金融产品，洞悉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针对这些变化，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

最后，要变“事后补救”为“事前监管”。虽然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反思并计划变革金融监管体制，但损失已经发生，并造成了严重影响。最好的办法是加强事前监督，对创新产品进行深入研究，评估金融产品对经济可能带来的风险，将风险消灭在萌芽中。

❻ 股指期货到底有没有漏洞

有，任何不光是股指期货，任何一个品种都有它的漏洞
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能力去发现它
只要你能发现并运用，赚钱就不费吹灰之力

❼ 有人说利用微交易漏洞套利，专业人员带。起步5000。能翻十几倍。这是

像这种很多都是小盘，玩家只是待宰的羔羊，没什么意思，不过听说菠菜套利倒是不错，因为比较小众，所以知道的人不多，会的人就更少了，不过有这么一个人很牛31的31微20就49是这个，很多人通过他都成功岸上了。

❽ 期货漏洞是什么 m.sohu.com

我不太明白您想表达的东西，期货漏洞？期货能有什么漏洞呢不明白！

❾ 中国的股票期货交易软件为什么这么多漏洞难道是故意给股民 期民制造麻烦吗 为什么不让设置止损

因为闪电手的条件单，止损单是在软件上做好以后，如果价格达到条件，软件自动向服务器发送。所以说如果你退出软件或者因为网速卡，停电，掉线等原因，达到条件，你的单子也下不进去。可以考虑使用易盛软件，它的条件单是发送到服务器的，也就是说即使你下完条件单后断线了，达到条件后你的单子也会成交。
另外，网上交易，网络因素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❿ 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方式有哪些这些监管方式有哪些漏洞或问题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在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研究和拟订证券期货市场的方针政策、发展规划；起草证券期货市场的有关法律、法规，提出制定和修改的建议；制定有关证券期货市场监管的规章、规则和办法。

(二)垂直领导全国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对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管理有关证券公司的领导班子和领导成员。

(三)监管股票、可转换债券、证券公司债券和国务院确定由证监会负责的债券及其他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托管和结算；监管证券投资基金活动；批准企业债券的上市；监管上市国债和企业债券的交易活动。

(四)监管上市公司及其按法律法规必须履行有关义务的股东的证券市场行为。

(五)监管境内期货合约的上市、交易和结算；按规定监管境内机构从事境外期货业务。

(六)管理证券期货交易所；按规定管理证券期货交易所的高级管理人员；归口管理证券业、期货业协会。

(七)监管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期货结算机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证券资信评级机构；审批基金托管机构的资格并监管其基金托管业务；制定有关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指导中国证券业、期货业协会开展证券期货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