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期货市场规模
⑴ 碳排放的成本是什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被认为是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针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国际社会在
1992年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了《京都议定书》 （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要求30多个附件一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2008至2012年间，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平均比1990年削减>5.2%。在得到占发达国家1990年CO2排放总量的55%以上的缔约发达国家批准后，《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这标志着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实质性减排温室气体的阶段，人类发展史上首次具有了一个国际法律框架，用以限制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碳循环和气候变化的干扰。减少碳排放成为缔约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议定书》设计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为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了一个双赢的长期行动框架。是《议定书》设计的三个灵活机制之一，其初衷是为了各国可以采用最小成本且有效的方式来削减排放，各国可以运用这些机制相互协作以履行减排的承诺。该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减排项目来获取减排信用，并从2000年开始到第一个承诺期（2008-2012）执行。它既可以使发达国家降低减排的成本，同时又使发展中国家通过项目合作，获得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中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项目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据估计中国可以提供全球CDM所需项目的一半以上。此外，碳交易市场也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议定书》生效是各国在政治、经济、能源、环境等方面利益相互妥协的结果。由于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加上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履行减排义务时付出的代价不同，所以在减排的国际谈判中不得不考虑各自的国家利益，使得谈判过程成为一个各个国家或利益集团在政治、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博弈的复杂过程。
由于占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约40%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没有批准《议定书》，并且《议定书》最终文本是在谈判过程中对一些国家的减排义务作了较大让步的情况下才达成的妥协方案，所以《议定书》执行的意义和效果并不显著。即使《议定书》所规定的各项目标能够实现，与稳定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仍相距甚远。由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较高，对经济将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所以，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经济负担，需要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另一方面，减排的效果如何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国际社会实现稳定气候变化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1]碳排放-碳交易 排放模式 全球碳交易市场年均交易额已达300亿美元，预计将来还会大幅增加。在欧洲，企业可以通过买卖二氧化碳排放量信用配额来实现排放达标的目标。碳排放已经成为一种市场化的交易。在伦敦金融城，除了股票、证券和期货交易所外，还有不少专门从事碳排放交易的公司。早在2002年，英国就自发建立了碳交易体系。另外，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公司中，有60多家企业致力于研发有助减少碳排放的新技术。虽然在伦敦没有一所类似股票交易所的碳交易所，但是这些大大小小从事碳排放交易的公司企业却早就联合在一起了。碳排放价格一直处于波动状态，2006年交割的碳排放价格约为每吨16.50欧元（约合人民币165元），而2007年交割的碳排放价格则为17欧元。除英国外，欧洲各国目前都有活跃的碳排放交易市场。2002年，荷兰和世界银行首先开始碳交易时，碳排放的价格为每吨5欧元左右，此后开始上扬。2004年达到6欧元，到2006年4月上旬，每吨价格超过了31欧元。2006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总额达280亿美元，为2005年的2.5倍，交易的二氧化碳量达到了13亿吨。英国、美国已经是全球碳排放交易的两大中心——担纲的分别是伦敦金融城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现在，参与碳排放交易的政治家和商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亚洲，投向了中国。碳排放交易是用经济手段推动环保的国际通行办法，是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的核心内容。1997年开始接受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重要议定书，是碳排放全球交易的政策驱动力。根据《京都议定书》的约定，“已发展国家”有已经核准的2008-2012年间温室气体排放量上限；同时，至2012年，温室气体平均排放量必须比1990年的水平低5.2%。为减少“全球蔓延”的温室气体，《京都议定书》同时规定，协议国家（现有169个国家）承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一定的碳排放减排目标，各国可将自己的减排目标分配给国内不同的企业。当某国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时，可以从拥有超额配额（或排放许可证，英文简称ＣＥＲ）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或排放许可证）以完成自己的减排目标。同样的，在一国内部，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的企业也可以从拥有超额配额（或排放许可证）的企业那里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或排放许可证）以完成自己的减排目标，ＣＤＭ便因此形成，碳排放形成“大宗商品交易”的国际市场。受《京都议定书》的政策牵引，英国早在2002年即启动自愿排放贸易计划，31个团体根据1998-2000年基线自愿性设定排放减量目标，包括了６种温室气体。2005年，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启动，该体系覆盖欧盟25个成员国，包括近12000个燃烧过程排放二氧化碳的工业实体，遂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伦敦金融城则是欧洲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中心。2006年，其碳排放交易额超过200亿欧元，历年来呈翻番增长趋势。“走在环保问题的前列，已经为金融城带来了切实利益。”伦敦金融城当局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斯奈德如此评价金融城的碳排放交易。美国目前尚未加入签署《京都议定书》，其制定了“10年内减少20％的汽油用量”的发展减排计划。2003年建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全球首个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和贸易内容的专业市场平台，其包括了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氧化物、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交易，会员200余个，这足以使其成为碳排放交易的美洲中心。碳排放-与温室效应 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矿物燃料（如煤、石油等），排放出大量的ＣＯ２等多种温室气体。由于这些温室气体对来自太阳辐射的可见光具有高度的透过性，而对地球反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具有高度的吸收性，也就是常说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全球变暖的后果，会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既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更威胁人类的食物供应和居住环境。碳排放-应对措施 积极应对 与其他污染物不同，CO2的减排存在很大的技术难度。目前，主要有3种技术方向和选择。一是采取化石能源的替代技术，主要包括清洁能源替代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新能源技术(核能目前已经被排除在联合履约和CDM机制之外)；二是提高能效，进而通过减少能耗实现削减CO2排放；三是碳埋存及生物碳汇技术。此外，税收等财政金融政策可以起到加速技术改造进程，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的作用。 (1）能源结构调整对减排的作用明显但困难较大
从目前情况来看，短期内，通过能源替代技术改变能源结构的作用有限。人类存在采用低碳或无碳的替代能源技术的可能性，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为此，重点研究了现有能源的相互替代的可能性与效果。 在考虑宏观经济系统各个方面的复杂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我们初步建立了以减排政策为核心的一般均衡模型，应用这一模型对能源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征收碳税等进行了政策模拟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中国2003年能源消费中，煤的比重为67.1%，天然气的比重为2.8%。如果将煤的使用比重降低1个百分点，代之以天然气，CO2的排放量会减少0.74%，而GDP会下降0.64%，居民福利降低0.60%，各部门生产成本普遍提高，其中电力部门受影响最大，平均成本提高0.60%；如果“气代煤”的比例为5%，CO2的排放量会减少4.9%，而GDP会下降2.0%，居民福利减低2.0%，电力部门平均成本提高2.4%。 因此，能源结构调整的后果是，一方面CO2排量会显著降低，另一方面GDP增长速度会放缓，居民福利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因此，即使在能源供给充分的条件下，能源结构调整的速度不应也不可能太快。 (2）实施清洁生产
技术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最有效的途径。根据以上预测，即使采取较积极的能源政策，包括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油气等清洁能源的比例，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仍占约60%。而碳埋存和相关碳汇技术因成本等问题难以推广。因此，最可行也是最有效的技术减排措施就是采取清洁生产等技术来提高能效，特别是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在未来15年中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能效技术不仅减少能源利用、减少排放、提高成本效益，还能通过技术转移发挥更大潜力，因此是CDM项目最优先的选择。另外，在农业方面，提高化肥利用率。在保证作物产量的前提下，实现减少化肥消耗量，对于减少化肥生成过程中的CO2排放和保护环境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履行《京都议定书》 (3）增加陆地生态系统碳吸收有助于减轻中国潜在的减排压力
造林、林地恢复、丰产林管理、采伐管理、森林防火和病虫害控制等可增加森林固碳量，减少碳排放。据初步估计，中国实施的林业六大重点工程的固碳潜力约200亿吨，持续时间约为100年。合理的农业管理措施(包括平衡施肥、合理种植、增加秸秆还田、少耕免耕等)和减少土壤侵蚀能大大提高农业土壤固碳量。根据目前的野外定位研究成果，在施用有机肥的情况下，除东北部分地方外，土壤有机质均会增加，平均增加幅度为8.52～59.78 g/（m2·yr）。农作物秸秆的还田，类似于施用有机肥，可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平均增加幅度45.24 g/（m2·yr）。免耕和少耕可以分别平均增加土壤有机碳134.81和208.74 g/（m2·yr）。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积极施用有机肥及推广秸秆还田和免耕，农田生态系统土壤的固碳潜力是巨大的。初步估计，目前森林植被的现有碳贮量只有潜在贮量的44.3%，土壤的现有碳贮量只有潜在贮量的90%。 增加草地固碳量的主要措施包括合理放牧、灌溉、施肥和品种改良等。另外，中国青藏高原高寒湿地、东北湿地以及分布在几大流域的湿地是个巨大的碳库，纳入陆地生态系统碳管理框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当前中国符合《京都议定书》的生态系统碳汇占工业CO2总排放量的4%～6%。到2020年，这个碳汇可提高2～4倍，占工业CO2总排放量的7%～8%。增强陆地生态系统碳吸收与碳管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中国所面临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为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争取空间和时间。 4）征收碳税对整个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如果采用征收碳税的市场手段实现5%或10%的减排目标，需要分别征收每吨碳90.71元和192.9元的碳税。如果将征收的碳税全部用于返还居民，其税率还会略有提高。在征收碳税情形下，各部门的生产成本将增加，电力部门增加的成本分别为5.78%和12.07%，钢铁部门增加0.91%和1.94%，邮电运输业增加0.128%和0.263%。 如果把调整能源结构和征收碳税的措施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社会总成本略小的方案。例如：“气代煤”1%，征收碳税82.1元/吨碳，可以实现5%的总的减排目标，而居民福利下降0.78%，GDP下降1.51%。
总之，采用征收碳税和能源结构调整的政策对整个经济的负面影响比较大。 5）消费行为对节能与减排的作用突出
目前，对生产活动中的节能、提高能效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对居民生活用能研究得比较少。事实上，1999～2002年中国每年全部能源消费量的大约26%、CO2排放的30%是由居民生活行为及满足这些行为需求的经济活动造成的。经过研究，居民的生活用能具有巨大的节约空间。在基本不降低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单是在住房、汽车、摩托车和家用电器节能这几项就可以节约能源2176.3万吨标准煤，占2002年居民生活行为用能的11.0%，相当于每年减少1628.8吨碳的CO2排放。碳排放-减排目标 中国：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2]
美国：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韩国：为了削减碳排放，将在未来10年执行正在考虑的三个计划中最严格的一个，使2020年的碳排放量比正常水平降低30%。[
⑵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即将启动，碳排放权是什么如何交易
由政府确定“节能减排总额”，进而确定碳排放量，再根据各个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定配额。有些企业的碳排放量不够用，有些企业有富余，这时就可以在官方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自由买卖碳排放量。
具体的交易过程就是有富余的企业将自己的配额拿出来拍卖，需要配额的进行拍卖，价高者得。这能极大的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和更新换代，环让自己的生产过程更加绿色、清洁。大家都不是傻子，从国家这些年的政策走向可以看出绿色生产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方向。既符合国家大势，还能将多余的碳排放权“变现”，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⑶ 全国碳交易市场架构出炉，具体是怎么安排的
全国碳交易市场架构华丽丽出炉，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其中，交易中心将落地上海，碳配额登记系统会设在湖北武汉。“碳达峰、碳中和”如此迫切的要求成为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要达到的重要目标，由于碳排放关乎每行每业，所以，加快碳交易市场发展也让大家颇为瞩目。目前，碳市场的运行机制是基于配额交易，然后国家或地区会用法律明规控制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并规划下减排中各企业的具体排放量，为了避免超额排放受到经济处罚，排放配额不足的企业就可以与配额富裕的企业购买排放权，这些都是企业比较实际的需要，所以现货交易方式不太合适，碳排放交易市场会通过期货方式或是远期合同的交易方式进行实践。
⑷ 碳金融的市场状况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4年起，全球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标的的交易总额从最初的不到1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600亿美元，四年时间增长了60倍。交易量也由1000万吨迅速攀升至27亿吨。巴克莱资本环境市场部总监预言，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不久的将来碳交易将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 2008年1月23日，新近完成合并的纽约—泛欧交易所(NYSE Euronext)与法国国有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局展开合作，宣布共同建立一个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全球交易平台。这个被命名为BlueNext的交易平台以二氧化碳排放权的现货交易为主，并计划在2008年的二季度设立期货市场，最终涉足各种与环境有关的金融衍生品交易。2月18日，作为首个交易京都议定书碳排放配额的平台，BlueNext开始正式运作。这意味着二氧化碳排放权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展，无疑也是对二氧化碳排放权商品属性的一种肯定。
事实上，早在BlueNext成立之前，甚至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区域性的“碳市场”已经开始运作，二氧化碳排放权早已在多个交易所里登堂入室。时值今日，以减排二氧化碳为主要标的欧盟排放交易机制（EU ETS）已经顺利运行了三年之久，欧盟内的欧洲气候交易所(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北方电力交易所(Nordpool)、未来电力交易所(Powernext)以及欧洲能源交易所(European Energy Exchange)等均参与碳交易，欧盟的碳交易量和交易额均居全球首位。这其中欧洲气候交易所专门从事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而由于二氧化碳为矿物燃料的衍生品，欧洲其他的二氧化碳排放权合同则多数在现有的能源交易所挂牌，这些交易所希望借由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来套利，从客观上也促进了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量的增长。
此外，加拿大、新加坡和东京也先后建立起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在亚洲，碳交易所通过电子交易系统来买卖由清洁发展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CER）。如果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等同于给二氧化碳标上了价，那么在不同类型的交易所内挂牌交易使得二氧化碳排放权迈出了市场化的第一步。
以欧洲气候交易所为例，欧盟实行的是“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机制，每个成员国每年先预定二氧化碳的可能排放量（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标准相一致），然后政府根据总排放量向各企业分发被称为“欧盟排碳配额（EUA）”的二氧化碳排放权，每个配额允许企业排放1吨的二氧化碳。如果企业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其配额，则可以“出售”套利。一旦企业的排放量超出分配的配额，就必须通过碳交易所从没有用完配额的企业手中购买配额。类似银行的记账方式，配额能通过电子账户在企业或国家之间自由转移。BlueNext的基本功能也是如此，只不过交易的商品变成了联合国分配的排放量（AAU）。
除了这种最基本的交易方式，欧洲气候交易所还于2005年4月推出了与欧盟排碳配额挂钩的期货，随后又推出了期权交易，使二氧化碳排放权如同大豆、石油等商品一样可自由流通，丰富了碳交易的金融衍生品种类，客观上增加了碳市场的流动性。2007年9月，与核证减排量挂钩的期货与期权产品也相继面市。交易产品的丰富使欧洲气候交易所的成交额与成交量逐年稳步攀升。2005年，欧洲气候交易所交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2.7亿吨，价值50亿欧元；2006年交易量攀升至8亿吨，交易额突破100亿欧元；2007年15亿吨，成交额接近200亿欧元。 随着二氧化碳排放权商品属性的不断加强以及市场的愈发成熟，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看中了碳市场的商业机会。除了最早规定的造纸、金属、热能、炼油以及能源密集型五个行业的12000家企业积极投身其中，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以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在碳市场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最初金融机构只是担当着企业碳交易的中介机构，赚取略高于1%的手续费。也有一些基金看准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升值潜力而直接投资。欧盟排碳配额从2004年12月的不到9欧元上扬至2006年4月的最高32欧元，虽然中间也经历了较大的震荡，但是16个月里250%的增长幅度也让基金尝到了甜头。
金融机构的参与使得碳市场的容量扩大，流动性加强，市场也愈发透明；而一个迈向成熟的市场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的企业、金融机构甚至私人投资者参与其中，且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二氧化碳排放权批发市场的日益壮大让私人投资者对二氧化碳排放权零售商品的兴趣也与日剧增。2006年10月，巴克莱资本率先推出了标准化的场外交易核证减排期货合同。2007年，荷兰银行与德国德雷斯顿银行都推出了追踪欧盟排碳配额期货的零售产品。
除了单纯地进行配额交易和设计金融零售产品外，投资银行还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参与碳市场。2006年10月，摩根士丹利宣布投资30亿美元于碳市场；2007年3月，参股美国迈阿密的碳减排工程开发商，间接涉足了清洁发展机制的减排项目；8月成立碳银行，为企业减排提供咨询以及融资服务。气体排放管理已经成为欧洲金融服务行业中成长最为迅速的业务之一，各机构都竞相招兵买马。 从金融机构在碳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演变中不难发现，他们的注意力已经从最初的以配额为基础的排放交易向减排项目融资转变。在碳排放交易如火如荼，碳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的同时，被称为“碳资产”的减排项目正成为对冲基金、私募基金追逐的热点。投资者往往以私募股权的方式在早期既介入各种减排项目，甘冒高风险的代价期待高额回报。
根据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清洁发展机制，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开发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减排项目，并用由此而产生的“核证减排量”抵扣本国承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联合履行机制的运作基本相同，只是减排项目多设立在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从经济角度分析，无论是清洁发展机制还是联合履行机制都有效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而从环保角度而言不仅实现了减排温室气体保护环境的最终目标，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双赢”甚至“三赢”的合作方式受到了各方的认可。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显示，自实施之日起，每月由清洁发展机制所产生的核证减排量持续攀升。
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而言，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减排的成本要低于本国，但由于项目建设的周期长且申批手续繁复、项目初期的不确定性大，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购买碳资产的成品或是半成品，缩短资金投入周期。而对于基金而言，一方面，“碳资产”像传统风投或是私募所投的项目一样本身就能带来收益，另一方面，项目建成后能实现的减排量在二级市场上出售给有需要的企业又能再次创造利润；因此当碳市场的流动性加强且价格波动趋于平稳之后，“碳资产”的双重收益模式自然赢得了基金的青睐。此外，“碳资产”的价值与传统的股票债券市场几乎完全不相干，与非能源类的商品市场也关联甚微，基金也完全可以利用它来对冲传统投资的风险。
2000年，世界银行发行了首只投资减排项目的碳原型基金（Prototype Carbon Fund），共募集1.8亿美元。根据法国Caisse des Dépots银行气候部的统计，自2003年以来，类似性质的基金以每年10只的数量在增长。世行与各国政府联手推出多只基金，私人投资公司MissionPoint于2006年12月发行的首只碳基金在12个星期里就完成了3.35亿美元的募集指标。截至2007年11月，专门投资于碳资产的基金数量已经达到了58只，规模超过70亿欧元。尽管如此，项目供应量仍然无法满足形形色色的投资需求，仅仅只有半数募集的资金实现了投资。
这些基金的资金来源同样也能说明碳交易，尤其是碳资产越来越多地受到私募资本的关注。法国Caisse des Dépots银行气候部的数据显示，直到2004年末，类似世行基金这类由政府机构或组织主导的资本所投的减排项目仍占到了总项目的半数以上。私人资本出于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一般只是小规模地参与这类基金，形成所谓的公私混合型。然而，随着2004年底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政策障碍进一步扫清，私人资本开始大举投资减排项目。2005年4月，欧洲首只私人资本组成的欧洲碳基金从14家金融投资机构中募得了1.42亿欧元。同年底，私人资本在减排项目上的投资总额已经全面超越了政府机构主导的资本。并且在2007年，私人资本主导的基金数量也超过了后者。私人资本的踊跃参与加快了整个碳市场的流动，扩大了市场容量，使碳市场进一步走向了成熟。
⑸ 碳排放权交易与清洁发展机制什么关系
一，碳排放权交易的由来：
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源于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首先提出的“排放权交易”概念，即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的权利，将其通过排放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出来，令环境资源可以像商品一样买卖。当时，戴尔斯给出了在水污染控制方面应用的方案。随后，在解决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减排问题中，也应用了排放权交易手段。
美国国家环保局首先将其运用于大气污染和河流污染的管理。此后，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也相继实施了排污权交易的政策措施。
1997年，全球100多个国家因全球变暖签订碳排放权交易了<京都议定书>，该条约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同时提出了三个灵活的减排机制，碳排放权交易是其中之一。
2005年，伴随着《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碳排放权成为国际商品，越来越多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以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参与其中。基于碳交易的远期产品、期货产品、掉期产品及期权产品不断涌现，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据世界银行2009年公布的报告，2008年全球碳排放市场规模扩张至1263亿美元。作为一个金融市场，碳市场正在吸引更多投资目光。
⑹ 碳排放交易所国内有几家，是不是政府机构目前有没有具体交易
中国已有3家主要的碳排放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尚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限控义务的情况下，这些碳排放交易所希望推动自愿减排。
这三家交易所的自愿减排交易生意比较清淡，且大多具有“演示”性质。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处长王庶在此间另一个关于碳市场的边会上说，自愿减排以企业社会责任和个人觉悟作为交易前提，技术条件虽已基本具备，但在缺乏总量限制激励的情况下，需求十分有限。
⑺ 什么是碳排放权期货
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在研究碳排放权期货；希望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提高我国碳资源的定价影响力，建立符合国内需求、与国际规则对接的碳市场体系。单位GDP能耗降低需要低碳金融机制和工具支撑。通过产权界定将温室气体排放权变为商品，并进行市场化定价买卖，已成为欧美等国实现低成本减排的市场化手段之一。与一般商品交易相比，碳排放权交易存在着更大的政策性和技术性风险，因而，国际市场对于期货、期权等碳金融工具的需求日益显现，国际碳交易工具日趋丰富，碳金融体系不断发展。
⑻ 碳排放交易的现状分析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2年11月21日（星期三）15时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2年度报告情况。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是从2011年11月份开始启动的，确定了七个省市作为试点地区，现在各个试点单位都在开始启动这项工作，建立了专门的班子，编制了实施方案，有些已经开始就碳交易建立一些制度，也建立了交易的核查机构、认证机构。现在北京、上海、广东等一些地区和城市基本上准备就绪了。
实际上，做碳交易最基本的是要对这个地区确定一个碳的排放总量，然后确定一些额度，把这些额度分配给各个重点的排放企业或者排放单位。有了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就可以核算出减排的成本。各个单位之间、各个行业之间减排成本差距越大，交易的积极性就越高。所以现在应该说各地的准备工作大体上就绪。为了规范各地交易的行为，国家发改委今年6月份颁布实施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备案管理的方式来推出经国家认可的自愿减排的项目、交易产品、交易平台和第三方审核认定机构，促进市场公开、公正和公平。此外，还出台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主要是规范审定与核证工作，保证管理办法的顺利实施。现在各地的交易所都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的试点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希望在这些试点的基础之上来总结适合中国国情的碳交易制度，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和其他国家开展这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现在，澳大利亚、欧盟以及周边的国家，还有美国，都希望与我们展开合作，也希望建立全球的碳市场。
2013年初，列入全国首批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城市中的北京、上海有望率先试水国内地区性自愿减排交易。其中上海方面碳排放交易试点初步方案中首批参与试点交易的企业约200家，涉及16个行业，包括钢铁、石化、有色、电力等10个工业行业，以及航空、港口、机场、宾馆等6个非工业行业，均为温室气体排放“大户”，初步测算这200家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1.1亿吨。在交易试点期间将实行碳排放初始配额免费发放，然后适时推行有偿拍卖制度。试点期间试点企业碳排放配额不可预借，但可跨年度储存使用。
“暂时只是地区性的交易平台，预计初期交易的活跃度有限，试运行更多是为碳排放体系设计完善和示范推广提供参考。”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除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也将有望在2013年开展碳排放交易，而到2015年，国内碳排放交易有望在国内全面开展。
2016年1月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就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前重点准备工作做出了部署。
据悉，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阶段将涵盖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等重点排放行业，参与主体初步考虑为业务涉及上述重点行业，其2013至2015年中任意一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万吨标准煤以上（含）的企业法人单位或独立核算企业单位。对于拟纳入的企业，将按照已分批公布的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分年度核算其过去3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及相关数据，并由第三方核查机构对企业的排放数据等进行核查。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方应高度重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工作，建立起由主管部门负责、多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设立专职人员负责碳排放权交易工作。在资金保障上，各地方除确保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所需工作经费外，还要争取安排专项资金，专门支持碳排放权交易相关工作。
2016年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攻坚时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部门将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碳排放情况进行摸底，在确定拟纳入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企业名单的基础上，对拟纳入企业的历史碳排放进行核算、报告与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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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市场中，可能受益股票有中电远达(公司拥有国内运营规模最大的烟气CO2捕捉装臵，同时去年收购先融期货32%股权，布局碳环保指标交易和期货交易市场)；凯美特气(以化工尾气为原料，年产能最大的食品级液体CO2生产企业)；迪森股份和长青集团(生物质能行业发展龙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2014-2020年)》鼓励的重要方向)；永安林业(林业循环经济示范企业，森林碳汇的潜在标的)。另外，据资料显示，华银电力(600744)、深圳能源(000027)等参股深圳排放权交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