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国际期货

1. 世界十大城市排名

1、美国纽约（NewYork）

纽约是美国第一大都市和第一大商港，它不仅是美国的金融中心，也是全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纽约位于纽约州东南哈得孙河口，濒临大西洋，占地面积1214平方公里，它由五个区组成：曼哈顿、布鲁克林、布朗克斯、昆斯和里士满，市区人口833.6万，包括郊区在内的大纽约市人口1900万。

2、英国伦敦（London）

伦敦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平原上，跨泰晤士河，距离泰晤士河入海口88公里。伦敦的行政区划分为伦敦城和32个市区，伦敦城外的12个市区称为内伦敦，其它20个市区称为外伦敦。伦敦城、内伦敦、外伦敦构成大伦敦市。大伦敦市又可分为伦敦城、西伦敦、东伦敦、南区和港口。

伦敦城是金融资本和贸易中心，西伦敦是英国王宫、首相官邸、议会和政府各部所在地，东伦敦是工业区和工人住宅区，南区是工商业和住宅混合区，港口指伦敦塔桥至泰晤士河河口之间的地区。整个大伦敦市面积1580平方公里。

3、日本东京（Tokyo）

东京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城市，位于本州关东平原南端，下辖23个特别区、27个市、5个町、8个村以及伊豆群岛和小笠原群岛，东京总面积2188平方公里，人口约1300万（截至2012年8月），人口密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4、法国巴黎（Paris）

巴黎是欧洲大陆上最大的城市，也是繁华的都市之一。地处法国北部，塞纳河西岸，距河口（英吉利海峡）375公里。塞纳河蜿蜒穿过城市，形成两座河心岛（斯德和圣路易）。首都巴黎人口为220．1578万人 （截至2009年1月1日） 巴黎还是一座“世界会议城”。

它以明媚的风光、丰富的名胜古迹、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以及现代化的服务设施，迎来了众多的国际会议，据统计，1987年在巴黎共举行了365次国际性会议，超过了纽约、伦敦、布鲁塞尔、日内瓦，居世界首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总部均设在巴黎。

5、中国香港（HongKong）

香港位于中国东南端，是发展日渐迅速的东亚地区的枢纽，地理条件优越。香港面积1104平方公里（截至2013年10月），人口约720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522人。香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全球第十一大贸易体系、第六大外汇市场及第十二大银行中心。香港股票市场规模之大，在亚洲排名第二。

6、新加坡（Singapore）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其南面有新加坡海峡与印尼相隔，北面有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隔，并以长堤相连于新马两岸之间。新加坡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新加坡在城市保洁方面效果显著，故亦有“花园城市”之美称。2011年数据显示新加坡是全世界投资移民门槛最高的国家。

7、中国上海（Shanghai）

上海的优势在于成长发展潜力大，在所有45个参评城市中排名第一位。在五大新兴经济体城市(上海、圣保罗、莫斯科、约翰内斯堡、孟买)之中，受访者对上海构建全球金融中心的信心程度最高。

正在举办的世博会，有利于提高科技创新力，更有利于促进上海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从各种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子要素分析，上海目前都处于积极发展的地位，并具有强大的待开发潜力。

然而，上海在服务水平和综合环境方面也存在短板。根据IFCDIndex显示，上海在金融市场和产业支撑方面排名均为第7位，但服务水平和综合环境的得分均在50分以下，远低于其他入围城市。

8、澳大利亚悉尼（Sydney）

悉尼是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城市，是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和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城市，也是一个日益国际化的国际大都市，2000年悉尼奥运会使悉尼的国际声望和知名度空前提高。

9、韩国首尔（Seoul）

首尔是韩国首都，面积为605.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0.61%，2000年统计人口为1032万。首尔共有25个区，522个洞，是直接受中央管辖的地方自治团体“特别市”。是韩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根据这两家公司的统计办法，每座城市的排名根据对该城市的四个指数的分析，包括经济活力、政治影响力、科研基础以及生活水平。但名列前茅的几个城市并非在所有指数中均据第一，比如，纽约市在“经济活力”、“科研基础”两个指数中最高，但在政治影响和生活水平方面却位居第二和第八。根据这项统计，华盛顿的政治影响力最高，而巴黎的生活水平最高。

10、德国法兰克福（Frankfurt）

欧洲统一使用欧元之后，欧洲中央银行就设在法兰克福，其前身是设在法兰克福的欧洲货币局。如此得天独厚的"心脏"位置决定了法兰克福在金融中心中的地位。

这座位于欧洲心脏的大都市，其优势在于其发达的金融市场，在此次排名中，法兰克福的金融市场排名居第6位。目前共有300多家德国和外国的银行、金融机构驻扎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是世界著名交易所之一，仅次于纽约和东京的交易所。

(1)大湾区国际期货扩展阅读：

1、国际大都市，是城市化进程中一顶给城市戴上的皇冠，是一个城市有幸被视为伟大的城市的极高搭配。这样的城市是指那些具有超群的政治、经济、科技实力，并且和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交流关系，有着全球性影响的国际一流都市。

2、理解国际大都市概念的关键点是“影响力”问题，这种“影响力”是奠基在一定经济实力基础上的，这种影响能力既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的概念。现今世界公认的国际大都市为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五大城市。

2. 香港为什么会成为全球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因为香港的发展和内地有关。

红筹股通常是指在香港注册， H股是指在香港直接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1992年，香港股市迎来了第一只红筹股，招商局下的油漆生产公司海虹集团，这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资公司。 1993年，第一家H股青岛啤酒也在香港上市。随着中国鼓励中资企业向海外扩张，香港股市迎来了红筹股和H股的热潮。分析人士指出，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香港的大中型公司基本上已经上市，甚至将香港股票市场变成了备受批评的房地产市场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无疑改变了香港股市的命运。

3. 2020金融博览会有哪些

2020第十四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
The 14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Expo 2020
时间：2020年11月2-4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1号馆）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支持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贸促委 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 深圳市金额办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深圳银保监局 深圳证监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管理局 深圳国际商会

4. 广州南沙自贸区如何加速构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4月21日，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迎来挂牌3周年。此前一周，刚刚交付使用的全球最大型集装箱船长富轮的处女航成功挂靠广州南沙海港码头，让南沙海港码头再次刷新全球最大集装箱船靠泊作业纪录。如今，孕育着“开放枢纽、湾区明珠、未来之城”的广州南沙自贸区，正与海内外一同分享发展新机遇。

新业务新业态带来发展新活力

“你看，无论是奶粉还是化妆品，订单清关时效快，质量溯源有保障。我们入驻南沙保税园区以来，单量增长迅猛，年增长率超80%。”穿行在紧张繁忙而又井井有条的货仓里，京东华南区跨境电商负责人邓涵喜滋滋地说。

得益于贸易便利化改革和不断打造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南沙自贸区外贸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跨境电商“南沙模式”入选商务部“最佳实践案例”，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模式BBC进口额3年累计125.2亿元；经南沙港出口的市场采购货物货值累计达1391亿元；平行进口汽车到港累计超过2.8万台，成为全国平行汽车进口第二大口岸；邮轮停靠年均超110艘次，2017年旅客进出港突破40万人次，居全国第三；毛坯钻石和成品钻石保税展示交易业务外贸累计达7700.40万美元；工程塑料年进口货量200多万吨，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工程塑料集散地。

4月17日，一艘载重2450吨的化学品船成功交付使用，此船由粤科港航租赁与大连港航基金合作提供融资租赁服务。着眼于“一带一路”，南沙大力发展飞机、船舶及海工设备租赁，引领航空航运产业与金融领域深度融合发展，涌现各类型企业704家，累计引进飞机44架、船舶24艘，迅速形成一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并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飞机租赁集聚地。

保税业务也异军突起。广州发展碧辟油品有限公司保税交割库近日便成功开展了一单甲醇期货保税交割业务，这是以处于海关保税监管状态的货物作为期货交割标的物的一种特殊销售方式，开创了广东自贸区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的先河。

今年还是南沙全球优品国际分拨中心启动元年。该项目由国内数字跨境供应链企业卓志供应链与世界航运巨头马士基物流携手合作，主要通过引入负面清单，打通货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打造一个包括多功能智能仓库、外贸通关服务系统、多式联运优选订舱平台、全球质量溯源体系、结算配套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在内的“巨无霸”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相信很快就会有一大批海外知名品牌前来南沙集聚。”广东卓志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杨娟信心满满地说。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5. 广州颁布金融支持湾区66条措施

9月16日，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意见的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的通知。
观点地产新媒体了解到，《行动方案》包括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和平台建设，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提升本外币兑换和跨境流通使用便利度，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推进穗港澳资金融通渠道多元化、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创新水平，切实防范跨境金融风险6个方面，共计66条措施。
其中，《行动方案》指出，推动广州期货交易所落地，积极推动广州期货交易所在穗落户政策兑现落实，配合国家有关部委做好交易所落地及交易品种研究储备。
加快推动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打造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服务大湾区建设发展。
在“持银行开展跨境贷款业务”方面，《行动方案》提及，支持在穗银行在宏观审慎框架下，向港澳地区的机构或项目发放跨境贷款。支持港澳银行在穗分支机构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贷款服务。支持广州开展不动产跨境抵押登记，允许港澳居民将其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购买的自住住宅抵押给港澳银行，便利港澳居民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购房。
在“支持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方面，《行动方案》指出，支持穗港澳三地机构合作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纳入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统计，募集内地、港澳地区及海外机构和个人的人民币资金，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投资、并购提供投融资服务，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在“开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试点”方面，《行动方案》明确，继续推进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业务，吸引更多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在穗集聚发展。允许港澳机构投资者通过QFLP参与投资在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企业（基金）。支持广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境外投资。
同时，支持研究开展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合格境内投资企业（QDIE）试点工作，争取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开展QDLP/QDIE试点。对上述QFLP、QDLP/QDIE试点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根据收支形势适时逆周期调节，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观点地产新媒体了解到，在“扩大证券业开放”方面，《行动方案》指出，针对大湾区居民和企业需求开展跨境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和产品创新，鼓励在穗金融机构依托港澳金融市场积极开展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等试点及基金互认工作。

6. 为什么很多人説《纵横大湾区》中是深圳被港珠澳抛弃了

“特区特不特”的争论虽然被人为制止，后续影响却不可小觑。这就像落了根的风湿病痛，每遇潮冷天气，便要发作一番。
1997年，香港回归，深圳经济特区特下去的一大理由——照应香港回归——似乎已经不是理由了。那么，香港回归之后的深圳何去何从？你对深圳的未来是看好还是看衰？你之于深圳，是到来还是离去？坊间所谓“深圳主义者”的自觉，深圳人对于深圳城市命运的理性思考，实始于此时。1997年6月来到深圳的金心异，后来写了篇网络长文《深圳，你是到来还是离去？》，并与网络名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呙中校各持“乐观”、“悲观”姿态，互为“黑白脸”，长期争辩。同样于1997年来到深圳的老亨，也是基于对“深圳问题”的执着，创办“一切与深圳有关”的因特虎网站，专议深圳人、深圳事，并由此酝酿提出“深商说”。“深圳主义”，一时洛阳纸贵。
似乎就在深圳繁华渐褪之际，上海浦东却正光鲜登场。巨大的反差，引发了深沉的思考，也引发了狂风暴雨般的论争。

06
六问：岭南，可堪承受商业文明之重？
平安、招商、中兴、华为等企业总部的可能外迁是“抛弃论”的重要表征，以至于后来每每指陈“抛弃论”不成立，都以这些企业总部依然安守深圳作为反证，却无人深究：是企业外迁引发了“抛弃论”，还是“抛弃论”阻遏了企业外迁？
但是历史上“粤企迁沪”确是不争事实。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主要舞台一直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始终未能进入主流。明清以降，伴随着西方商业力量的崛起，滨海之地先近商，广东开始由农业文明的边缘转而成为商业文明的高地。广州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最繁华的一个商业中心，这是粤商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商业龙头老大的角色。然而，这把老大交椅还没坐热，就被当时还只是个小弟的上海夺走了。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凭借地缘优势，从小小的凇江县一下子跃升为中国乃至世界性的商业中心。
一个被很多人都忽略了的史实是：上海商人的始祖，主要的不是宁波帮，也不是江苏帮，而是广东帮。近代粤商后来大多成了沪商。活跃在近代上海的广东人不可胜数，仅广东香山小县，就有孙中山、容闳、唐绍仪等名流，徐钰亭、徐宝亭、徐润、唐廷枢、唐廷植、唐瑞芝、唐国泰、莫仕扬、郑翼之、徐渭南等买办，郭乐、郭标、郭泉、郭葵、郭琳爽、马应彪、蔡昌等百货业巨头，方举赞、马玉山、郑伯昭等实业界巨子，还有撰写《盛世危言》的郑观应，艺术家郑君里，音乐家萧友梅，电影明星阮玲玉，武术明星卢炜昌、陈公哲……，可谓猗欤盛哉!
反观广东，第一个剿丝厂、第一个织布局、第一个造船厂、第一个电信局、第一个银行、第一条铁路……，无数近代商业的第一都是因为粤商的参与，但是当上海后来居上的时候，广州却在一场大火之后一蹶不振。
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第一批出洋打工经商的人、第一批海外留学的人、第一批为创建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奔走呼号的人……，广东人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作为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中国，但是上海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在商业文化和商业制度方面的创造性成就，广州商人一千年也未曾达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似乎在经历另一次轮回。改革开放自广东始，自深圳始，成千上万的人们南下广东，投奔深圳，他们在早期的改革开放中筚路蓝缕、胼手胝足，打造出平安、招商、中兴、华为这样的深圳名企，现在却有可能因为浦东开发而北迁上海！正是因为“抛弃论”直截了当地揭示了这种可能，才引发了人们的共鸣，也促使人们深思：现代商业文明女神的裙裾扫过广东之后，会不会又在上海飘落？珠江三角洲是否天然不具备产生伟大商业城市的条件？广州、深圳是否仅仅是特殊政策背景下昙花一现的商业奇葩？岭南到底有无成为伟大商业中心的天赋条件？万千菁英，是该继续南渡，还是应该北归？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因特虎老亨开始系统研究“深商”问题，并于2006年出版第一本关于深商的专著——《深商的精神》。
在对中国商业历史和商帮历史的梳理过程中，老亨注意到，曾在《史记》中写过《货殖列传》的司马迁，对楚越之地为何“不是经商处”，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耕鱼，或火耕而水缛，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致偷生，无积聚而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少人众，数被水灾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是蚕。”
太史公的意思：江淮以南、楚越之地，自然条件比较好，人们不耕、不织，尚不至于饥寒，商业就更无必要了。沂泗以北，秦夏梁鲁，天灾人祸的，必须常备不时之需，所以平时要加紧耕作，发展农业；养蚕织布，发展工业；仰机取利，发展商业。
岭南更在江淮以南、楚越之南了，古称南越。植被之丰，水草之茂，更胜江南，更不是商业形胜之地。后来，江南商业的发展是与北方过度开发、粮草资源匮乏有关的。加之战乱频仍，于是衣冠南渡，繁育江南。江南粮棉丝茶要大量供应北方需求，成了大宗商品，于是开始了集约生产，长途贩运。这是江南商业繁荣的肇始。
岭南则不同，岭南的物资救不了北方的急。逶迤峻峭的南岭是南北交通的肠梗阻，南越的物产无法通过古代陆运系统或自然水系大规模向北方输送，只有看起来比较希奇古怪的轻巧物件如珍珠、玛瑙、象牙、香料、海外器物等，才可以翻山越岭，抵达北方宫廷大院，获得王公贵族的青睐，赚取价值不菲的回报。广州，就是因为既能将夷人势力屏障于外、又能将番邦珍奇纳贡于上，才得以成为中国两千年不曾关闭的对外贸易商埠。
正是这一丝未曾掐断的联系，使西方商业文明得以在广州试水，得以在澳门立足，得以在香港成气候，得以在近现代、乃至当代以来深刻地影响中国历史的方向与进程，这是广州商埠与古宁波商埠、古泉州商埠大大不同的地方。
当农业传统过于沉重，商业新苗无法在本土萌发的时候，广东成为嫁接外来商业文明的枝桠，这一点，是太史公也未曾料想得到的。
与徽商的财富得自国内贸易不同，粤商的财富得自国际贸易；与晋商的财富得自欧亚内陆也不同，粤商的财富来自浩瀚的海洋。
早在西汉初年，汉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从广州出发，带领船队远航南海和印度洋：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后返航。
汉武帝时期开辟的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经魏晋时期的拓展，到隋、唐、宋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空前繁荣。当时广州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做“广州通海夷道”：由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洲，途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
盛唐时期，每日到达广州的海外商船11艘，一年4000多艘。每船载200人，一年有近80万客商抵达广州。诗人刘禹锡因此感叹：“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宋元时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称：“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个城市的船只多”。
明清海禁，只剩广州“一口通商”，官方主导的对外贸易达到极盛，出现了财大气雄的“十三行”。彼时的广州城“番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嘉庆10年，仅朝廷正税，就达到1，641，971两，而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不过8000万两。广州因为海外贸易，成为“天子南库”。广东商人更是长袖善舞，获利丰厚。十三行首富伍秉鉴个人财富多达2600万两，几达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不但在国内拥有大量的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巨款，还投资美国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
昔日广东商人得自海外贸易的确切财富已经无法考证。我们可以推算出十三行行商们的财富：他们多居住在广州关西，历史上“关西大屋”800余座，今天还有几十座残存。通过大屋的排场，可以推算出屋主的殷实程度，依次类推，不难想象“行商”的财富实力。但是那些不受官方控制，被视为“走私”的民间“帆船贸易”，他们的贸易利得就无法简单地估算了。
事实上，明万历年间，粤人纷纷合资造船，结成贸易团伙，冒险出海，这才是粤商作为一个独特商帮而不仅仅是朝廷商业垄断手段真正觉醒和崛起的开始。从那时起，“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这些非官方商人，除了地近澳门的珠江口西岸地区的广府商人以外，还有粤东地区的潮汕商人。他们并不仅仅固守本土，往往还主动出击：新马泰等东南亚地区、南北美洲、大洋州……等等，都是粤商们历史悠久的商业领地。今天，已经成为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梅溪牌坊、赤坎欧陆商街、澄海中西合璧的商人故居……，记录着近代广东商人海外拓展商业的艰苦历程和辉煌业绩。这样的业绩从纯粹经济意义上讲，远远大于官方垄断的“十三行”，从社会意义上讲更是封建商行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正是因为商业利益比皇恩还要浩荡，重商轻官在岭南蔚然成风。徽商其实是重仕轻商的；晋商对经商看得过于严重，让人轻松不起来；江浙商人在读书作官还是下海经商方面的内心挣扎，着实让人痛苦；惟有闽粤之人，视经商做生意为当然，粤人尤其觉得天经地义，无可置辩。
尽管广州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两千年繁荣而不辍的商业大港，尽管广州“十三行”行商一早就是“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商人”，中原人真正注意到广东人，还是非常近代的事。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郑观应、容闳、徐润为代表的粤派人物可以说是牵引着近代中国的潮流。这种潮流初看起来不过是除弊兴利的改革、醒眼向洋的开放，最终却是指向了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气质格局大相径庭的现代商业文明。中原文化的一切智慧与手段似乎都对付不了这群其貌不扬、口齿不清的广东佬的讨厌的搅局，原因不是别的，是广东佬手握一枝法力无边的“魔棒”：商业，商以兴利，商以强国，商以新文，商以革政。
粤人重商，但是粤地能否成为商业文明的重心却是个疑问。
广州，尤其深圳，显然不会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中心城市。譬如长安，譬如洛阳，譬如开封，譬如北京、南京，那是平原的中心、车马的中心、舟楫的中心，皇权辐辏，天地之中。深圳不是这样的城市，深圳是山之一角，海之一隅，前面是波涛微茫，后面是重峦叠嶂，植被之厚，瘴气之重，刀不能耕，火不能种，历千年而不开化，良有以也。
深圳也不会是近代工商业的中心城市。近代的火轮、火车尚不能征服岭南的蛮荒。那时的轮船吨位尚小，可以直达内河航道；那时的火车、汽车还只能在平地奔跑。地势低平、河道纵横、地理位置靠海而居中的上海成为近代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不二之选。而广州、香港，虽有河、海之便，而无便捷通畅的腹地，即使曾领近代工商文明之先，也不能先发先至。所以岭南商人大多先后迁徙到上海。
今天的技术水平则完全突破了山海地理的局限。高架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越崇山峻岭如履平地；民用航空器拉近了岭南与华北的距离，浩瀚的南海成为南中国的内湖；空调器的广泛使用，使得岭南亚热带气候不再闷热；现代建筑技术使得依山临海而居成为一种惬意；大型海运集装箱运输使得黄浦江这样的内河航道形同摆设，而象盐田港、维多利亚港这样的天然良港则成为一个世界性商业城市开埠建港的根基；谷物不再是现代生活的全部食品，岭南、东南亚的果蔬之丰，南中国海的鱼鲜之富，不仅是当地人的口福，而且是新型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的绝对优势；环珠江口带状城市分布，疏密有致，绝无“摊大饼”式的老大城市弊病……
中国文明重心南移，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是大势所趋。
汉唐时期，黄河流域是绝对的重心；两宋时期，重心就开始向长江流域南移。今天的华北地区、中原地区在长期过度开发之后，地力尽耗，草木不长，水源枯竭，风沙肆虐，已渐渐不适合人居。长江中下游地区虽是鱼米之乡，但是人口密度过大，农业开发已属过度，再加上工业开发，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惟有浙东、福建、广东等地区，靠山而近海，气候好，阳光雨水充沛；开发晚，生态系统较完整；海滨地带狭长，与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相若，有富裕人群心向往之的理想居住环境。多民族、多国家、多元思想、多种文化、多年生聚……，环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力和潜力，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每每得到印证。
不仅是重商的传统和新兴工商业技术，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粤人对西方文化的宽容，对内地移民的宽容，最终也结出了善果。英国人把西方商业制度成套地搬到了香港，而深圳商人从一开始就是有理想、有文化企图、有成建制的创新愿望的。这些传统粤商的短处被外来者和后来者悉数弥补。有此之故，新粤商完全可以承接中国文明重心的继续南移，并悄然将商业基因成功地植入以往的农业文明的母体。我们都会是这一历史壮举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