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9国债期货k线图

⑴ 327国债事件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一、1995年2月23日爆发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罕见的金融地震。

327品种是对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期货合约的代称。由于其于1995年6月即将交收，现货1992年3年期国债保值贴补率明显低于银行利率，故一向是颇为活跃的炒作题材。

市场在1994年底就传言327等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国库券可能要加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可能，因为一旦加息需要国家多支出10多亿元的资金，在客观形势吃紧的情况下，显然绝非易事。

于是，围绕着对这一问题的争议，期货市场形成了327品种的多方与空方，该品种价格行情的最大振幅曾达4元多。

二、2月23日，财政部发出公告，关于1992年期国库券保值贴补的消息终于得到证实。多头得理不饶人，咄咄逼人地乘胜追击，而空方却不甘束手就擒。双方围绕327高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空方的总指挥是万国证券公司，二号主力辽宁国发(集团)公司。

在148.50元附近，空方集结了大量的兵力。但多方力量势不可挡，一开盘，价位就跳空高开，数百万的空单被轻而易举地吃掉，价格大幅飙升，迅速推高到151.98元。16时22分，离收盘还有8分钟。

正当许多人都以为大局已定时，风云突变，730万口(约合人民币1460亿元)的抛单突然出现在屏幕上，多方顿时兵败如山倒。

最后双方在147.50元的位置鸣金收兵。当日上海国债期货总成交8539.93亿元，其中80%即6800亿元左右集中在327品种上。若按收市价147.50元结算，意味着一大批多头将一贫如洗，甚至陷于无法自拔的资不抵债的泥坑。

交易刚结束，上海证券交易所、证管办就接到了指有会员严重违规操作的控告。根据后来的处理结果，327事件被定性为一起严重的违规事件。

它是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管理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数大户蓄意违规、操纵市场、扭曲价格、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所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

三、作为327事件主要责任者的万国证券公司，在这次大起大落的剧烈震荡中，一下子就陷入了灭顶之灾。万国证券成立于1988年7月18日，总裁管金生。

这家起步时只有3500万元资本金的证券公司在短短6年的时间就发展成资产规模数十亿元的综合性公司，是中国证券业的一大奇迹。

万国证券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先声夺人，争取到为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新加坡分行在伦敦发行欧洲日元证券作承销商，成为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从事同类业务的第一家证券公司。

1992年，万国证券又与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及香港长江实业集团联合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大众国际51%的股权，又创造了国内证券公司第一次在香港收购控股上市公司的奇迹。

1993年。万国证券在首批券商信用评级中成为唯一获得国内AAA最高信用级别的一家。

1994年，万国证券A股交易占上交所总成交量的22%，B股则达到50%，在上交所会员中首屈一指。当年上市的上海12只B股中有8只是由万国证券作国内主承销商。

如日中天的万国证券打起了“万国证券，证券王国”的旗号，声言要成为中国的野村、中国的美林。然而，在缺乏必要的监管条件下的过于顺利以及由此滋长起来的狂妄自大及膨胀野心，却成了它的“死穴”。

四、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是上海外国语学院法国文学硕士，毕业后先后就职于上海市级机关、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曾担任中美国际投资法研讨会秘书长，由此而受欧共体邀请，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进修，获法学硕士及商业管理硕士。

1988年学成回国，即着手创办万国证券公司。人生经历上过于一帆风顺，同样容易养成一个人过于自负的性格。他风头出尽，被尊为“中国证券教父”。

327事件后，人们指责管金生用家长制的那一套来领导全国最大的证券公司，而他本人却感到还有一条，这就是万国缺少监督机制。

如果说管金生在327品种上走了眼不过是一种偶然，那么，他以及他所领导的万国在327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则是一种必然。自从成为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几乎所向无敌的虎狼之师，他们就太自以为是，也太自信了，他们以为国家不可能因其利率偏低而加息，因而一直在做空。

而当加息的消息被证实时，为了挽救公司可能出现的高达10亿元以上的损失，便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违规恶炒。

2月23日下午，空方主力阵营中的辽国发临阵倒戈，突然空翻多，使327品种的创出151.98元的天价。

在大势既去的情况下，最后8分钟，急红了眼的空方司令万国赤膊上阵，先以50万口将价位打到150元，接着连续以几个数十万口的量级把价位再打到148元，最后一笔730万口的巨大卖单令全场目瞪口呆，把价位封死在147.50元。

在这一阵紧锣密鼓的狂轰烂炸之中，万国共抛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而所有的327国债总额只有240亿元。也就是说，万国卖空的数额超过了该品种总额的7.8倍。

管金生的一步之差，令万国遭遇了它事业上的滑铁卢，在管本人而言也是其人生道路上的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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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巴林事件”

以万国证券公司为代表的空方主力认为1995年1月起通货膨胀已见顶回落，不会贴息，坚决做空，而其对手方中经开则依据物价翘尾、周边市场“327”品种价格普遍高于上海以及提前了解财政部决策动向等因素，坚决做多，不断推升价位。

1995年2月23日，一直在“327”品种上联合做空的辽宁国发(集团)有限公司抢先得知“327”贴息消息，立即由做空改为做多，使得“327”品种在一分钟内上涨2元，十分钟内上涨3.77元。

做空主力万国证券公司立即陷入困境，按照其当时的持仓量和价位，一旦期货合约到期，履行交割义务，其亏损高达60多亿元。

为维护自己利益，“327”合约空方主力在148.50价位封盘失败后，在交易结束前最后8分钟，空方主力大量透支交易，以700万手、价值1400亿元的巨量空单，将价格打压至147.50元收盘，使“327”合约暴跌3.8元，并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造成了传媒所称的“中国的巴林事件”。

“327”国债交易中的异常情况，震惊了证券市场。事发当日晚上，上交所召集有关各方紧急磋商，最终权衡利弊，确认空方主力恶意违规，宣布最后8分钟所有的“327”品种期货交易无效，各会员之间实行协议平仓。

⑵ 关于国债期货327事件的透支交易

并不是说保证金不够，而是开的期货未平仓合约太多了，由于国债期货合约到期时实行的是现货(也可以称实物)交割制度，那么多的未平仓合约对于空方来说到期时那来那么多的现货进行交割。必须注意你期货开仓时只需要缴纳期货合约价值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但是问题在于期货合约到期时采用什么样的交割制度，是现金交割还是现货交割。实际上这两个事件就是单一空方持有的国债期货合约的国债面值，已经超过了相关国债品种的实际发行量，若期货合约到期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现货进行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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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国债期货的期货交易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2013年9月2日宣布，国债期货上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首批三个5年期国债期货合约将于9月6日上市交易。
国债期货是一种金融期货，在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谓是中国金融期货的先驱。中国的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开始于1992年，结束于1995年5月，历时两年半。
1992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最先开放了国债期货交易。上交所共推出12个品种的国债期货合约，只对机构投资者开放。但在国债期货交易开放的近一年里，交易并不活跃。从1992年12月28日至1993年10月，国债期货成交金额只有5 000万元。
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对国债期货合约进行了修订，并向个人投资者开放国债期货交易。1993年12月，原北京商品交易所推出国债期货交易，成为中国第一家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商品期货交易所。随后，原广东联合期货交易所和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等地方证交中心也推出了国债期货交易。
1994年第二季度开始，国债期货交易逐渐趋于活跃，交易金额逐月递增。1994年结束时，上交所的全年国债期货交易总额达到1.9万亿元。1995年以后，国债期货交易更加火爆，经常出现日交易量达到400亿元的市况，而同期市场上流通的国债现券不到1 050亿元。由于可供交割的国债现券数量远小于国债期货的交易规模，因此，市场上的投机气氛越来越浓厚，风险也越来越大。
1995年2月，国债期货市场上发生了著名的“327”违规操作事件，对市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995年2月25日，为规范整顿国债期货市场，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联合颁发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月25日，中国证监会又向各个国债期货交易场所发出了《关于加强国债期货风险控制的紧急通知》，不仅提高了交易保证金比例，还将交易场所从原来的十几个收缩到沪、深、汉、京四大市场。
一系列的清理整顿措施并未有效抑制市场投机气氛，透支、超仓、内幕交易、恶意操纵等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国债期货价格仍继续狂涨，1995年5月再次发生恶性违规事件—“319”事件。
1995年5月17日下午，中国证监会发出通知，决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各交易场所从5月18日起组织会员协议平仓；5月31日，全国十四个国债期货交易场所全部平仓完毕，中国首次国债期货交易试点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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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国债期货行情中，如图所示的上方那条橘红色的线是什么意思

那是当日的均价线，最早开盘跟黑线是重叠的，随着价格的波动 就跟走势线分离开了

⑺ 中国的国债期货何时出现，又何时消失。为什么

1993年10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开放国债期货交易，到1995年2月27日开始休市，并组织协议平仓，最后1995年5月18日，中国证监会经国务院同意，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

原因：
1. 国债现券的规模较小，而市场资金在保证金制度的杠杆作用下能够无限增大，就在这种钱与券的比例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容易发生“逼空”现象。其中发生了令人震惊的“327”事件和“319”事件。

2. 未形成市场化的利率机制。

3. 交易所在国债期货的管理上存在着漏洞。

4. 市场参与者风险意识淡薄。

5. 信息披露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