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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幹預期貨市場

發布時間: 2021-07-23 16:36:16

A. 政府是否應該干預市場

我們都知道,「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強則國家強,金融出現風險和危機,則會對一國經濟產生致命打擊。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全球金融市場風雨飄搖之際,為了防止股市暴跌誘發金融市場產生一系列危機,各國政府都採取了強力干預市場的救市之舉。面對受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影響日益加劇的中國股市,對症下葯地救市,讓市場回到穩定發展的軌道上來,顯然已是政府救市的題中應有之義和刻不容緩之舉。 近來很少對股市發表意見的經濟學家吳敬璉,日前語出驚人。他認為,現在股市出現問題,政府救市是應該的。中國股市的「政策市」頑疾並未根除,一些人因此發財,而普通股民卻利益受損。 一向有「吳市場」之稱的吳敬璉,突然「背叛」自己的立場,轉而旗幟鮮明地高調支持政府救市,這起碼表明,在他看來,當前股市出現的問題不是小問題,這些問題僅靠市場自己的力量是無法解決的,而且這些問題若不採取救市方式予以解決,後果將非常嚴重。無獨有偶。就在吳敬璉發表「救市論」的前一天,一向代表著股市市場派最高理想的美國,也突然發布緊急命令,採取對房利美和房地美等主要大型金融公司某些類型的沽空行為進行限制的極端救市舉措。 在救市和不救市上,無論是「吳市場」,還是「美市場」,都以自己的態度或行動給出了明確答案。其實,環顧全球資本市場,無論是新興市場,還是成熟市場,政府救市早已蔚然成風。代表成熟市場的美國自不必說,即便是新興市場,當巴基斯坦股市出現18年來最長跌勢,以至引發股民圍攻交易所的騷亂後,政府不僅頒布法令,規定股市跌停板最高限幅從5%改為1%,漲停板則從5%改為10%,而且還讓各大經紀商緊急聯手救市。越南政府在股市出現暴跌後,不僅讓《人民報》發表社論,更讓央行平準基金分批逐步進入救市,直到市場進入穩定發展軌道。 為什麼這些政府可以不顧違背市場經濟基本要求和原則的風險而直接干預市場?他們難道不明白這樣的方式將會傷害以市場化為基礎的資本市場嗎? 政府救市在非常時期為什麼是應該和必須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理由是,當政府必須在維護市場經濟原則和保護本國金融安全二者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時,所有政府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眾所周知,受次貸危機蔓延,以及國際油價等大宗商品期貨價格大漲的影響,目前的國際金融市場險象環生,傳染性極強的金融危機隨時可能爆發。在這場可能危及各國金融安全的全球性金融動盪面前,各國都將捍衛本國的金融利益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並以異常強勢的態度直接干預市場。我們都知道,「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強則國家強,金融出現風險和危機,則會對一國經濟產生致命打擊。問題是,目前全球性的通脹早已讓各國經濟在通脹壓力威脅下變得脆弱不堪,如果這時本國金融市場再出現動盪,引發信用危機和信心危機,則一國經濟將難以應對。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全球金融市場風雨飄搖之際,為了防止股市暴跌誘發金融市場產生一系列危機,各國政府都採取了強力干預市場的救市之舉。 必須充分認識到的是,處於全球金融動盪背景和錯綜復雜利益格局下的中國股市,正在經歷著股市建立18年來最為困難的時期。因此,此輪暴跌決不同於以往,因而也就不能簡單與此前18年中股市的大起大落簡單類比,更不能認為這是常態漲跌而對當前股市的不正常下跌採取反對救市、熟視無睹、聽任自由落體的態度,這種態度事實上是對金融市場穩定的極不負責。美國財長保爾森在就房利美和房地美一攬子救援計劃發表講話時明確表示,救助「兩房」,對穩定美國金融市場非常重要。若不拯救「兩房」,不僅美國金融市場穩定將大受影響,美國的經濟也將深受其害。保爾森對金融市場的洞察與吳敬璉先生張揚「救市論」的遠見異曲同工,因為處於非常時期的中國股市,若不在關鍵時刻施以援手,危害同樣不可小視。 超越成熟市場和新興市場跌幅的本輪中國股市暴跌,誘因復雜,波及面廣,對中國經濟影響深遠。比如股價下跌正在通過負財富效應日益侵蝕著實際消費的增長,同時企業融資和再融資無法進行對企業投資計劃和社會就業的破壞、基金和券商的業績虧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因投資受損而出現危機等等,都在影響中國金融市場的安全和中國經濟的穩定。面對受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影響日益加劇的中國股市,對症下葯地救市,讓市場回到穩定發展的軌道上來,顯然已是政府救市的題中應有之義和刻不容緩之舉。目前,我國有關方面已採取諸如主流媒體發表救市文章等隱性救市方式,盡力扭轉市場預期和信心。這些舉措雖產生了積極效應,但力度顯然無法比肩美國。毫無疑問,有關方面對當前股市的判斷將直接影響救市措施的力度。

B. 在過去的期貨銅牛市中,價格一直上漲,政府幹預價格了嗎

期貨市場是一個全球化的市場.這點與股票是不一樣的..特別是金融,它的定價中心在倫敦期貨交易所為主的.國家是不可能進行干預的,也沒辦法進行干預.
期貨市場是一個全球性的價格.

C. 什麼是政府操縱股票市場,簡單介紹

所謂「政府操縱股票市場」,就是指管理層對於股市的波動間接或直接底進行了干預,導致股市的波動。不過我覺得不能叫「政府操縱股票市場」應該叫「政府幹預股票市場」

近年來最為著名政府幹預股票市場當屬2007年5月30日調整印花稅那次。那時候股市連續大漲,持續的上漲帶來了很大的泡沫,5月30日之前政策方面多次出利空,但是都沒有把行情打下去,但是5月29日晚上,政府宣布將印花稅上調,結果,印花稅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其後股市6個交易日內最大跌幅達到20%!個股更是被腰斬!許多人,都是因為5.30以後再也沒有反過來神,一直虧到現在都沒有解套。

歷史上的話,還有94年,那時候是大熊市,跌的慘絕人寰,所以政府出利好政策力挺股市,當時是出了12個利好,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12道金牌」。出來以後股市暴漲!

其實,所謂政府幹預股票市場大都是在行情非常低迷或非常狂熱的時候出現,目的無非兩個:救市;防止大漲帶來更大的風險。

都是我自己寫的,回答完畢!

D. 政府能幹預期貨市場嗎

不可能幹預市場走向,但是可以限制開倉手數,一個品種過度背離市場,政府就要出面干預,本來你要開一千手,最多讓你來一百手

E. 政府幹預理論和宏觀調控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政府幹預理論,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市場失靈理論和政府的經濟職能理論。
斯蒂格利茨與西方其他經濟學家一樣,認為政府幹預的主要作用是彌補市場失靈。因此,對市場失靈的研究就成為政府幹預理論的一部分。傳統的市場失靈理論,在承認市場競爭可以在某些條件下達到帕累托最優的同時,認為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外部性、壟斷、收入分配和公共品提供等問題,因此,政府幹預的范圍應限制在上述「老四條」范圍之內。斯蒂格利茨對這種觀點提出了挑戰。他的獨特之處在於,不僅從各種表面現象論證市場失靈,而且還觸及到了微觀經濟學的核心——福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這就使他的理論有比較扎實的基礎
福利經濟學是西方微觀經濟學的核心部分,正是福利經濟學最終完成了對市場機制會導致帕累托最優的論證。這一論證建立在福利經濟學兩個基本定理的基礎上。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指出,每一個完全競爭的經濟都能夠帶來帕累托效率;第二定理指出,每一種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資源配置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實現。若這兩個定理成立,則政府幹預的范圍將被局限在上述狹隘的范圍之內,市場將把大部分事情做好。可見,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為限制政府幹預提供了最有力的論據。而斯蒂格利茨則認為,這些定理都是建立在錯誤的假定之上,因此定理本身也是錯誤的。
首先,福利經濟學假定,市場經濟中的買者和賣者通過觀察價格即可掌握所有有關商品交易的信息,即人們是具有完全信息的。而斯蒂格利茨認為,有關商品交易的事件空間遠大於價格空間,市場中不僅存在影響廠商產出的一般事件,而且存在許多無法預料的偶發事件,如總經理生病、機器突然損壞等。這些成百上千的變數會影響廠商的利潤率,但這並不能很快從價格上表現出來。此外,有關效用函數的假設也非常重要。蓋爾和斯蒂格利茨(1985)證明,只有在一個極為嚴格的假定之下,即必須存在「恆定的絕對風險規避效用函數」,價格才可以傳遞所有信息。一旦偏離此假定,價格就不能充分傳遞信息。可見,完全信息的假設不能成立。
其次,福利經濟學假定存在一套完備的市場。而事實上,構建市場是需要費用的。如果無數的商品、偶然事件和不確定性都存在市場的話,那麼光是為了組織這些市場就要耗費大量資源。特別是那些不確定性較強的市場,如風險市場和期貨市場,由於不確定性造成的巨大組織成本,使得建立這兩種完全競爭市場是極不經濟的。此外,信息不對稱也限制了市場的完備性。因為處於信息劣勢的一方為規避風險,防止被欺詐,不願同具備信息優勢的一方進行交易,這就大大限制了市場的范圍。所以,完備的市場這一假定也不成立。
最後,福利經濟學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即每個廠商都是價格接受者。實際上,市場競爭更類似於壟斷競爭。由於信息不完全,當一個廠商提高價格時,該廠商的所有顧客並不馬上尋找另一家產品同質而價格更低的廠商,因為搜尋信息是需要成本的。同理,一個廠商降價也不會把其他廠商的顧客都吸引過來。這就使廠商可以制訂 價格而不是接受價格。此外,固定成本也會造成不完全競爭。斯蒂格利茨(1993)證明,即使只存在少量的固定成本,也會使市場供給者大量減少,從而使市場競爭變成不完全競爭。
在上述論證的基礎上,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1986)以較復雜的數學模型證明,當市場不完備、信息不完全、競爭不完全時,市場機制不會自己達到帕累托最優,這就是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此定理的深刻含義在於,由它所定義的市場失靈是以現實中普遍存在的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競爭、不完備市場為基礎,因此市場失靈不再局限於外部性、公共產品等狹隘范圍,而是無處不在的。這就為政府幹預提供了廣闊的潛在空間。為了彌補市場失靈,政府幹預應該遍布各個經濟部門和領域,而不僅僅是制訂法規、再分配和提供公共品。
二、政府的經濟職能理論
市場失靈的普遍性必然要求政府幹預的普遍性。但西方經濟學的流行觀點是,政府本身也有失靈問題,政府幹預經常是無效的。針對這一點,斯蒂格利茨提出了政府的經濟職能理論。他認為,政府失靈並不比市場失靈更糟,而且這種失靈是可以被緩解乃至消除的;通過採取適當的政策,政府幹預可帶來帕累托改進。
(一)政府效率分析。許多西方學者認為,政府對市場失靈的各種干預缺乏效率,即存在政府失靈問題。斯蒂格利茨承認政府失靈的存在,並從原因和表現形式等多方面論證了政府失靈。但是,斯蒂格利茨認為應換個角度看政府失靈。並非只有政府部門才會出現低效率現象,人們在私營部門中同樣可以找到類似的低效率現象。任何人都不會不犯錯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誰犯了什麼錯誤,做了什麼好事,而在於是否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政府失靈比市場失靈更壞。斯蒂格利茨(1988)的實證研究表明,無論是統計數據還是具體事例,都不能證明政府效率比私營部門更低。也就是說,政府效率並不比市場更差。從理論上講也是如此。有人認為政府部門會由於缺乏所有者而導致缺少激勵,從而效率低於私營部門。斯蒂格利茨認為,西方大型私營公司的雇員都不是所有者,從委託一代理理論的角度看,他們也同樣缺乏利潤最大化的激勵。特別是目前大型公司股權高度分散,公司經理所佔股權也是微乎其微,所有者已很難控制公司了。就這一點來說,政府與私營企業之間幾乎沒有區別。
盡管如此,斯蒂格利茨仍然承認政府部門因某些原因而嚴重缺乏效率。這些原因包括:缺乏競爭;沒有破產威脅;承擔社會目標;過分追求公平和限制職權范圍等。但是,斯蒂格利茨又認為這些問題不是政府本身所固有的,可以通過各種途徑消除。如政府可以允許甚至鼓勵政府企業與私營企業競爭或政府企業內部之間競爭;政府可以建立一套程序,使得與預算軟約束有關的交易費用增大,迫使企業硬化預算約束;政府可以制定法律和規則,迫使自己遵守承諾,終結無效率的企業;最後,政府完全有能力自己控制收入差距和職權范圍的強度。總之,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政府天生就比市場缺乏效率。
(二)政府的相對優勢。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不但不比市場效率差,而且由於政府的強制性職能,使它能做許多市場不能做的事件。這樣,政府就會在糾正市場失靈方面具有明顯的相對優勢。這些優勢可分為4種:
1.政府有徵稅權。政府同私營部門一樣,也面臨著不完全信息的約束,但是,政府可以通過糾正性稅收來影響生產、引導消費,以增加福利收益,實現帕累托改進。例如,假設一家保險公司認識到,吸煙會引起火災,所以增加了提供保險的風險。然而,它缺乏投保人吸煙的信息。投保人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就會產生道德風險,放鬆對吸煙引起火災的警惕性。而政府雖然敢缺乏信息,但是它可以通過對香煙征稅,抑制人們吸煙,從而因道德風險的減少而獲得福利收益。
2.政府有禁止權。政府憑借其強制力可以禁止某項活動,而這類禁止可帶來帕累托改進。例如,當某些商品的固定成本較高時,為了彌補固定成本,最優定價機制會使某些商品的價格非常高,特別在商品需求彈性較低或生產技術落後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市場本身並不能淘汰此類商品,而政府卻可以行使禁止限制這些商品進入市場,根據斯蒂格利茨(1980)的分析,這樣做可以增進福利。
3.政府有處罰權。政府可以通過立法對市場中的違約行為進行處罰。盡管私人之間訂立的合同也包含了對違約活動的處罰條款,但這些條款僅限於對違約者財產的處分規定,而政府則可以對那些無財產抵押的人實施處罰。此外,政府可通過處罰輕易地解決污染等外部性問題,而私人之間協商的解決方案僅在科斯定理的零交易成本假設下才能形成;在正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裡,個人之間達成協議的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於難以成功。
4.節省交易費用。在沒有政府的情況下,市場中的搭便車、信息不完全和逆向選擇問題會提高交易費用,而政府則可通過公共品供給和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節約這些費用。例如,保險公司為了弄清保險人的情況,需要一筆巨額運轉費用,相比之下,政府社會福利 體系的運轉費用要低得多。
(三)政府糾正市場失靈的措施。如何糾正市場失靈呢?斯蒂格利茨認為,盡管教科書中的完全競爭模型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但市場經濟中的有限競爭卻可以起到傳遞信息、推動技術進步的作用。所以,在政府直接參與的公共汽車和公共部門中,應積極抑制壟斷,鼓勵開展競爭。要做到這一點,政府的經濟功能就要在保持集中化決策優點的同時,適當進行分散化。即把公共服務交給不同政府團體去經營,使人們可以在不同政府團體的競爭中比較它們之間的效率優劣。而對於市場經濟中普遍存在的資源配置無效率現象,斯蒂格利茨提出,政府的公共政策應主要定位於資源配置職能,通過發揮政府的再分配職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具體做法是對所有商品實施最優糾正性稅率,最優稅率應以估算的所有商品的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包括所有的交叉彈性)為基礎。斯蒂格利茨也承認獲取這些信息有困難,所以他又指出,政府應把注意力集中在較大、較嚴重的市場失靈上,如資本市場、保險市場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宏觀調控(簡稱宏調)是政府實施的政策措施以調節市場經濟的運行。在市場經濟中,商品和服務的供應及需求是受價格規律及自由市場機制所影響。市場經濟帶來經濟增長,但會引發通貨膨脹,而高潮後所跟隨的衰退卻使經濟停滯甚至倒退,這種周期波動對社會資源及生產力都構成嚴重影響。所以宏觀調控是著重以整體社會的經濟運作,透過人為調節供應與需求,來達至計劃經濟之目標。

F. 當市場對價格的控制失靈,政府如何干預市場請盡快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政府幹預理論,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市場失靈理論和政府的經濟職能理論。
斯蒂格利茨與西方其他經濟學家一樣,認為政府幹預的主要作用是彌補市場失靈。因此,對市場失靈的研究就成為政府幹預理論的一部分。傳統的市場失靈理論,在承認市場競爭可以在某些條件下達到帕累托最優的同時,認為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外部性、壟斷、收入分配和公共品提供等問題,因此,政府幹預的范圍應限制在上述「老四條」范圍之內。斯蒂格利茨對這種觀點提出了挑戰。他的獨特之處在於,不僅從各種表面現象論證市場失靈,而且還觸及到了微觀經濟學的核心——福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這就使他的理論有比較扎實的基礎
福利經濟學是西方微觀經濟學的核心部分,正是福利經濟學最終完成了對市場機制會導致帕累托最優的論證。這一論證建立在福利經濟學兩個基本定理的基礎上。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指出,每一個完全競爭的經濟都能夠帶來帕累托效率;第二定理指出,每一種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資源配置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實現。若這兩個定理成立,則政府幹預的范圍將被局限在上述狹隘的范圍之內,市場將把大部分事情做好。可見,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為限制政府幹預提供了最有力的論據。而斯蒂格利茨則認為,這些定理都是建立在錯誤的假定之上,因此定理本身也是錯誤的。
首先,福利經濟學假定,市場經濟中的買者和賣者通過觀察價格即可掌握所有有關商品交易的信息,即人們是具有完全信息的。而斯蒂格利茨認為,有關商品交易的事件空間遠大於價格空間,市場中不僅存在影響廠商產出的一般事件,而且存在許多無法預料的偶發事件,如總經理生病、機器突然損壞等。這些成百上千的變數會影響廠商的利潤率,但這並不能很快從價格上表現出來。此外,有關效用函數的假設也非常重要。蓋爾和斯蒂格利茨(1985)證明,只有在一個極為嚴格的假定之下,即必須存在「恆定的絕對風險規避效用函數」,價格才可以傳遞所有信息。一旦偏離此假定,價格就不能充分傳遞信息。可見,完全信息的假設不能成立。
其次,福利經濟學假定存在一套完備的市場。而事實上,構建市場是需要費用的。如果無數的商品、偶然事件和不確定性都存在市場的話,那麼光是為了組織這些市場就要耗費大量資源。特別是那些不確定性較強的市場,如風險市場和期貨市場,由於不確定性造成的巨大組織成本,使得建立這兩種完全競爭市場是極不經濟的。此外,信息不對稱也限制了市場的完備性。因為處於信息劣勢的一方為規避風險,防止被欺詐,不願同具備信息優勢的一方進行交易,這就大大限制了市場的范圍。所以,完備的市場這一假定也不成立。
最後,福利經濟學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即每個廠商都是價格接受者。實際上,市場競爭更類似於壟斷競爭。由於信息不完全,當一個廠商提高價格時,該廠商的所有顧客並不馬上尋找另一家產品同質而價格更低的廠商,因為搜尋信息是需要成本的。同理,一個廠商降價也不會把其他廠商的顧客都吸引過來。這就使廠商可以制訂 價格而不是接受價格。此外,固定成本也會造成不完全競爭。斯蒂格利茨(1993)證明,即使只存在少量的固定成本,也會使市場供給者大量減少,從而使市場競爭變成不完全競爭。
在上述論證的基礎上,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1986)以較復雜的數學模型證明,當市場不完備、信息不完全、競爭不完全時,市場機制不會自己達到帕累托最優,這就是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此定理的深刻含義在於,由它所定義的市場失靈是以現實中普遍存在的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競爭、不完備市場為基礎,因此市場失靈不再局限於外部性、公共產品等狹隘范圍,而是無處不在的。這就為政府幹預提供了廣闊的潛在空間。為了彌補市場失靈,政府幹預應該遍布各個經濟部門和領域,而不僅僅是制訂法規、再分配和提供公共品。
二、政府的經濟職能理論
市場失靈的普遍性必然要求政府幹預的普遍性。但西方經濟學的流行觀點是,政府本身也有失靈問題,政府幹預經常是無效的。針對這一點,斯蒂格利茨提出了政府的經濟職能理論。他認為,政府失靈並不比市場失靈更糟,而且這種失靈是可以被緩解乃至消除的;通過採取適當的政策,政府幹預可帶來帕累托改進。
(一)政府效率分析。許多西方學者認為,政府對市場失靈的各種干預缺乏效率,即存在政府失靈問題。斯蒂格利茨承認政府失靈的存在,並從原因和表現形式等多方面論證了政府失靈。但是,斯蒂格利茨認為應換個角度看政府失靈。並非只有政府部門才會出現低效率現象,人們在私營部門中同樣可以找到類似的低效率現象。任何人都不會不犯錯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誰犯了什麼錯誤,做了什麼好事,而在於是否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政府失靈比市場失靈更壞。斯蒂格利茨(1988)的實證研究表明,無論是統計數據還是具體事例,都不能證明政府效率比私營部門更低。也就是說,政府效率並不比市場更差。從理論上講也是如此。有人認為政府部門會由於缺乏所有者而導致缺少激勵,從而效率低於私營部門。斯蒂格利茨認為,西方大型私營公司的雇員都不是所有者,從委託一代理理論的角度看,他們也同樣缺乏利潤最大化的激勵。特別是目前大型公司股權高度分散,公司經理所佔股權也是微乎其微,所有者已很難控制公司了。就這一點來說,政府與私營企業之間幾乎沒有區別。
盡管如此,斯蒂格利茨仍然承認政府部門因某些原因而嚴重缺乏效率。這些原因包括:缺乏競爭;沒有破產威脅;承擔社會目標;過分追求公平和限制職權范圍等。但是,斯蒂格利茨又認為這些問題不是政府本身所固有的,可以通過各種途徑消除。如政府可以允許甚至鼓勵政府企業與私營企業競爭或政府企業內部之間競爭;政府可以建立一套程序,使得與預算軟約束有關的交易費用增大,迫使企業硬化預算約束;政府可以制定法律和規則,迫使自己遵守承諾,終結無效率的企業;最後,政府完全有能力自己控制收入差距和職權范圍的強度。總之,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政府天生就比市場缺乏效率。
(二)政府的相對優勢。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不但不比市場效率差,而且由於政府的強制性職能,使它能做許多市場不能做的事件。這樣,政府就會在糾正市場失靈方面具有明顯的相對優勢。這些優勢可分為4種:
1.政府有徵稅權。政府同私營部門一樣,也面臨著不完全信息的約束,但是,政府可以通過糾正性稅收來影響生產、引導消費,以增加福利收益,實現帕累托改進。例如,假設一家保險公司認識到,吸煙會引起火災,所以增加了提供保險的風險。然而,它缺乏投保人吸煙的信息。投保人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就會產生道德風險,放鬆對吸煙引起火災的警惕性。而政府雖然敢缺乏信息,但是它可以通過對香煙征稅,抑制人們吸煙,從而因道德風險的減少而獲得福利收益。
2.政府有禁止權。政府憑借其強制力可以禁止某項活動,而這類禁止可帶來帕累托改進。例如,當某些商品的固定成本較高時,為了彌補固定成本,最優定價機制會使某些商品的價格非常高,特別在商品需求彈性較低或生產技術落後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市場本身並不能淘汰此類商品,而政府卻可以行使禁止限制這些商品進入市場,根據斯蒂格利茨(1980)的分析,這樣做可以增進福利。
3.政府有處罰權。政府可以通過立法對市場中的違約行為進行處罰。盡管私人之間訂立的合同也包含了對違約活動的處罰條款,但這些條款僅限於對違約者財產的處分規定,而政府則可以對那些無財產抵押的人實施處罰。此外,政府可通過處罰輕易地解決污染等外部性問題,而私人之間協商的解決方案僅在科斯定理的零交易成本假設下才能形成;在正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裡,個人之間達成協議的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於難以成功。
4.節省交易費用。在沒有政府的情況下,市場中的搭便車、信息不完全和逆向選擇問題會提高交易費用,而政府則可通過公共品供給和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節約這些費用。例如,保險公司為了弄清保險人的情況,需要一筆巨額運轉費用,相比之下,政府社會福利 體系的運轉費用要低得多。
(三)政府糾正市場失靈的措施。如何糾正市場失靈呢?斯蒂格利茨認為,盡管教科書中的完全競爭模型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但市場經濟中的有限競爭卻可以起到傳遞信息、推動技術進步的作用。所以,在政府直接參與的公共汽車和公共部門中,應積極抑制壟斷,鼓勵開展競爭。要做到這一點,政府的經濟功能就要在保持集中化決策優點的同時,適當進行分散化。即把公共服務交給不同政府團體去經營,使人們可以在不同政府團體的競爭中比較它們之間的效率優劣。而對於市場經濟中普遍存在的資源配置無效率現象,斯蒂格利茨提出,政府的公共政策應主要定位於資源配置職能,通過發揮政府的再分配職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具體做法是對所有商品實施最優糾正性稅率,最優稅率應以估算的所有商品的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包括所有的交叉彈性)為基礎。斯蒂格利茨也承認獲取這些信息有困難,所以他又指出,政府應把注意力集中在較大、較嚴重的市場失靈上,如資本市場、保險市場等。
三、評論與啟示
(一)斯蒂格利茨的市場失靈理論,否定了市場機制會自動導致資源配置最優的傳統教條,從而對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原理提出了挑戰。西方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就是要論證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即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價格機制可以將市場經濟繁榮資源配置引導到最優狀態。但我們從斯蒂格利茨的市場失靈理論可以看出,這個廣為流傳的原理不符合事實。現實中的市場經濟,都是信息不完全、競爭不充分、市場不完全的。在這種情況下,教科書上的那些邏輯優美的理論難以成立,因此也就失去了指導實踐的可能。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微觀經濟學一無是處。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確實可以起到激勵和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只不過這種作用不能導致「帕累托最優」這個理想狀態。在這里,斯蒂格利茨的觀點實際上主張回到亞當·斯密關於「看不見的手」的經典描述。亞當·斯密在論證這只「看不見的手」時,只提到它會「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並未將它拔高到「帕累托最優」的水平。而市場機制會自動導致「帕累托最優」的論證,是新古典學派完成的。斯蒂格利茨則證明,新古典學派的對市場機制的理論發展,走上了錯誤的道路。經濟學家真正應該關心的,不是市場機制能否導致某種理想狀態,而是如何發揮市場機制的激勵和資源配置作用。
(二)斯蒂格利茨的政府職能理論,也讓人耳目一新。傳統觀點認為,市場機制的效率要比政府高得多。由於市場可以在絕大多數經濟領域發揮作用,因此,它留給政府幹預的活動空間並不大。斯蒂格利茨卻證明,市場失靈無處不在,政府幹預的可能領域是極為廣泛的;政府的效率也並不比市場更低,不能用政府失靈為借口排斥政府幹預。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通過適度改革,防範政府失靈。斯蒂格利茨提出了眾多的改革建議,這些建議的核心是在公共部門中引入競爭機制,實現適當的公共職能分散化,使不同的政府部門之間開展競爭。這種方法實際上已經在美國一些州的政府部門採用了。實踐證明,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奧斯本等,1992)這種提高政府效率的方法,也是值得我國政府部門借鑒的。
(三)斯蒂格利茨對公共政策定位的論述,即政府應發揮再分配職能去糾正市場的資源配置無效率,具有明顯的空想性。對全社會成千上萬種商品征糾正性稅,即使僅限於「重要市場」的商品,也需要一筆龐大的信息與管理費用,過高的征稅成本有可能使這類措施得不償失。從這個問題來看,斯蒂格利茨本人也未能擺脫一味追求「帕累托最優」的思路。在他看來,市場機制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理想狀態,而政府卻可以通過干預,實現「帕累托改進」。在這里,斯蒂格利茨明顯地表現出對政府的「糾正性徵稅」抱有幻想。東西方的實踐早已證明,盡管市場機制並不能理想地配置資源,但政府的「糾正」也同樣不能達到理想狀態。如果我們拋掉了「帕累托最優」這個「情結」,就應該承認,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時出現的某些無效率現象,是政府幹預也不能避免的,因而也是可以容忍的。
(四)斯蒂格利茨正確地提出了市場失靈的普遍性和政府的相對優勢,以及提高政府效率的途徑,這對於我國正確地認識市場機制的缺陷、推進政府經濟職能的轉換有良好的借鑒意義。但是,他對於政府的公共政策應定位於什麼領域,卻缺乏站得住腳的論證。本文認為,在我國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應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作用;在市場機制對資源的配置出現無效率現象時,政府的主要作用是運用各種經濟政策,從宏觀角度加以調控。從微觀角度看,政府作用僅限於制定游戲規則和各種政策法規。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應更多地定位於調整產業結構、熨平經濟波動、調節收入分配,而不是過多地涉足於微觀的資源配置領域。

G. 美國政府對期貨市場的監管模式對我國完善期貨市場監管體系有何借鑒意義

1. 美國期貨市場的監管模式
l 1974 年以前,美國期貨市場都由交易所自我管理,交易所通過執行各種規則和發揮理事會、專業委員會及各職能部門的作用,有效實施自我管理。
l 20 世紀70 年代期貨交易品種擴大到金融產品後,由政府、期貨業協會和交易所組成的三級監管模式逐步形成。
l 1974 年美國國會在原來《商品交易所法》的基礎上通過了系統嚴密的《商品交易委員會法》,並成立了全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CFTC 是美國期貨市場最高權力和監管機構,它通過制定嚴密高效的法規貫徹實施國會通過的法律,宏觀上對市場參與者進行管理。
l 1981 年美國期貨業協會(NFA)注冊成立,協會會員遍及期貨公司、咨詢顧問、基金經理、結算銀行、交易所、社會公眾及有關商業機構,具有充分的廣泛性。期貨業協會代表著整個行業各方面的切身利益,真實反映著行業的呼聲和要求。在美國三級監管模式中,在政府宏觀管理下,交易所和期貨業協會的自律管理至今一直發揮著市場管理的基礎和核心作用。

中國期貨市場是適應現貨貿易的需要在遠期現貨市場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最早的鄭州商品交易所和深圳有色金屬交易所就是以原有現貨批發市場為依託成立的。在舊的計劃經濟條塊分割的格局下,在地方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支持下建立期貨市場是歷史的必然。
l 在1992-1998 年期間,中國期貨市場的政府監管實質上也主要是由各自的地方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實施的,同時交易所自我管理發揮著重要作用。當時在此背景下,各期貨交易所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新品種不斷推出,市場規模逐年擴大。當然,其中存在的問題也很快暴露出來,一是地方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難以實現專業化管理,有時為了追求地方和行業利益,對交易所放任不管;二是市場缺少應有的法律法規,導致交易所自律管理無所遵從,有些交易所過分追求市場規模和短期利益,甚至縱容過度投機和違規操縱行為,市場功能受到較大扭曲。所以,在此期貨市場多頭分散管理期間,國務院從1993 年開始多次發布行政命令,停止了大部分上市品種的交易,交易所也由15 家減少到3 家。
l 1998 年以證監會為中心的集中監管模式形成。中國期貨市場的清理整頓基本結束,原來隸屬於地方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的交易所正式收歸證監會。此後,1999 年6 月《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頒布,中國證監會也出台了關於交易所、期貨公司等四個配套管理辦法,進一步確定了以中國證監會為中心的集中監管模式。這種監管模式是與清理整頓的歷史階段相適應的,它把中國期貨市場由盲目、無序發展導向了理性、有序發展的軌道。
l 以政府監管為主,還是以自律監管為主,目前已是中國期貨市場發展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政府監管而言,政府監管具有統一性、權威性、強制性,能夠切實貫徹落實國家法律法規,克服市場失靈,保護市場參與者合法利益,維護市場長期穩定發展。但是,政府監管也具有被動性、滯後性、突然性和不可逆性。行政監管只能是事後干預,突然採取行政干預容易給市場帶來硬傷和後遺症,干預過多過細容易導致市場低效率和無活力。所以,以政府監管為主,只能是在期貨市場出現混亂、偏差和風險時採取的階段性政策,一旦市場恢復了有序發展,政府應主要用法律法規對市場進行宏觀管理,讓市場充分發揮自律管理職能。以自律管理為主,可以減輕政府部門的壓力,分散市場監管風險,有利於市場自我控制、自我調節、自我完善。
近十年來,世界期貨市場國際化、一體化步伐加快,成功的期貨市場監管模式也呈現出趨同性:
l 從監管體制看,三級監管模式已被各國普遍認可。這種分層化監管,有助於環環相扣,層層控制,互相制衡,分散風險,有利於不同層次藉助於市場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對市場綜合監管。
l 從監管重點看,大多都把交易所和行業協會的自律管理作為期貨市場監管的基礎和核心力量,尊重市場規律,保證監管的市場化和靈活性。
l 從監管的手段看,各國都強調政府要從宏觀上對市場進行法制化管理,保證期貨市場發展的有序性、穩定性和持續性。
l 從發展角度看,各國都在根據市場發展的需要,總結監管經驗教訓,分析檢查各自監管模式的有效性,在實踐中對其不斷進行改進和調整,從而更好的保護期貨市場的競爭性、高效性和流動性,提高為市場參與者服務的水平。

哥們你是寫論文用吧,不給分真心有點少。
這是中大高博士的論文,摘了一部分給你了,希望有用

H. 中國政府怎麼干預股票市場

從理論上講,政府幹預經濟,主要是為了糾正市場失靈。自由經濟理論的假設前提是,信息對稱,市場出清。在此基礎上,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可以讓經濟自動實現均衡發展。但是,在現實中,由於存在經濟主體獲取信息的成本,信息不可能完全對稱,市場也無法徹底出清,因此,單純的自由市場機制不可能讓經濟自動實現均衡發展。經常出現的商品供不應求或供大於求就是具體表現。由於市場機制調節經濟活動的缺陷已經從理論上證明是客觀存在的,再加上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的爆發等,這些都使得市場調節「萬能論」的觀點及政策主張受到強烈沖擊,有關宏觀經濟調控的各種理論和政策應運而生。目前,各國已經基本形成共識,即宏觀經濟調控也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行中一個必不可少的有機組成部分。

就股市來看,政府幹預也是有意義的。例如,作為一向標榜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的最發達國家之一,美國對於股市危機也不是坐視不管的。早在1929年美國股災發生後,美國總統羅斯福上台後的第三天,就「關閉」了當時還在營業的所有銀行,禁止黃金出口,中止了一切外匯交易。三天之後,羅斯福又簽署了《銀行緊急狀態法案》,使銀行的休假時間被無限期地延長。2001年「9·11」事件發生之後,美國也採取了一系列干預股市的措施,例如,總統布希親臨華爾街視察講話以恢復投資者信心,暫停股市交易,支持商業銀行向上市公司提供資金回購本公司股票,連續降息等,以保證股市的正常運行。日本、中國香港等國家或地區,也都有政府幹預股市的成功範例。

那麼,政府該如何干預股市呢?顯然,政府幹預股市,不應該按照計劃經濟的方式對股市供求強行進行行政管制,也不應該完全依照自由市場的邏輯讓其放任自流。在過去的十餘年中,在股市低迷時,我國政府曾經多次藉助「有形之手」的作用,以政策托市;也曾試圖強化市場「無形之手」的作用,完全依靠市場機制自由調控市場。但是,實踐證明,兩者的效果都不夠理想。這些說明,過度的行政干預和完全的自由放任,都不能成為推動股票市場乃至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舉措。政府要做的應該是,通過經濟、法律、行政手段加強監管,對上市公司、證券公司、交易主體等實施全方位的監管,為市場創造良好的運營環境,從而實現風險逐步緩釋、避免風險高度積累、充分發揮股市有效配置資源的目的。當然,這並不排除在股市出現崩潰時,政府會採取非常手段來控制局面。

在我國,如果股市出現問題,政府不可能坐視不理。但是,在一個高效、健康的股票市場中,股票的價格、回報及波動性,在宏觀上和長期內主要應受實體經濟狀況的影響,其對政策的反應也是適度的。因此,政府對股市的干預,主要體現在致力於為股票市場提供良好的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如加強監管、嚴格執法。至於和大白菜性質相同的作為商品的股票價格之高低,不斷經歷風風雨雨的股民自會有判斷,股民也必然要承擔股票價格漲跌的風險,也就是所謂的「買者自負」。此外,有一點需要澄清的是,作為調控經濟重要手段的貨幣政策工具,其調控的目的不是股價,而是通貨膨脹。因為如果投資者預期通貨膨脹加速的話,評級較高的債券的投資地位就會下降,投資者會大量地購買股票,並將其作為一種保值的方法,從而刺激股價的上漲。因此,以央行為代表的政府部門,應公開明確宣布將通貨膨脹作為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至於資產價格(以房價和股價為代表),無論理論研究還是發達國家的經驗都表明,其與物價指數密切相關。所以,當貨幣政策工具目標鎖定通貨膨脹的同時,其實也瞄準了資產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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