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干預期貨市場
『壹』 政府是怎麼干預經濟的 舉個例子
大蕭條讓美國政府開始干預經濟
羅斯福當選後，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干預經濟，對生產資料部門進行直接或間接調控。
第一項措施，要求國會通過《農業調整法》。這個法律規定，農業部長可以和農民達成協議，休耕一部分土地，屠宰牲畜，減少農產品產量，提高價格。同時規定了農產品的最低價，一旦低於某個價格政府就出面收購。這是明目張膽的不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
其次，通過《國家工業復興法》來防止盲目競爭引起的生產過剩。根據《國家工業復興法》，各工業企業制定本行業的公平經營規章，確定各企業的生產規模、價格水平、市場分配、工資標准和工作日時數等，以防止出現盲目競爭引起的生產過剩，從而加強了政府對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控制與調節。維護工人的權利和尊嚴。
從大蕭條以後，美國政府開始對經濟進行全面的宏觀調控。農業成了被管制的部門，工業也被納入管理的軌道，金融業也完全納入政府的調節之中。美國不再是市場供求決定價格和資源分配，而是靠政府。美國政府的支出佔GDP的比重從19世紀的2-5%，在羅斯福新政後達到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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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1、調控的主體為國家。與微觀經濟管理行為不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體是國家而不是具體的經濟活動主體。
2、調控的主要方式主要表現為經濟政策，它是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法律制度化表現，是一種「政策性法律」。
3、調控的效力多為引導和鼓勵。由於宏觀經濟調控多以政策性出現，政策的效力是在於引導和鼓勵，而不是在於強制執行或者加以處罰。
4、調控以社會整體經濟發展為出發點和歸結點，體現出綜合性。
『貳』 政府如何控制市場
國家對國民經濟總量進行的調節與控制。是保證社會再生產協調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經濟的重要職能。在中國，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抑制通貨膨脹，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優化，實現經濟穩定增長。宏觀調控主要運用價格、稅收、信貸、匯率等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
什麼叫宏觀調控？經濟學家理解這個詞就是宏觀經濟政策。但實際應用上，它的含義是模糊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有經濟研究部門叫宏觀調節部，表明在當時的經濟形勢下對宏觀調節還有一點敬畏，後來改稱了「宏觀調控」，好像我們對經濟的控制越來越加強了。宏觀調控最近一段時間又演變為一個長期的宏觀經濟政策，在任何時候都要存在。這種提法把「宏觀調控」的意思模糊了，因為宏觀經濟政策在經濟學上就是短期的。
（1）宏觀調控是指政府對宏觀經濟運行進行干預和調節，以達到一定的目標。
（2）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是：
第一，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是實現國家長遠戰略目標的首要條件，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首要條件。因此，促進經濟增長是宏觀調控的最重要的目標。促進經濟增長是在調節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關系中實現的。因此，為了促進經濟增長，政府必須調節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關系，使之達到基本平衡。
第二，增加就業。就業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眾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徑。就業的情況如何，關繫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繫到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關繫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關繫到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促進充分就業是我國政府的責任。我國面臨嚴峻的就業形勢，一方面勞動供給數量龐大，另一方面勞動力需求顯得有限。因此必須堅持實行促進就業的長期戰略和政策，長期將增加就業的宏觀調控目標落到實處，並嚴格控制人口和勞動力增長。就業的增加取決於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要增加就業，首先要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這是增加就業的基礎。同時還必須提高就業彈性。為了提高就業彈性，要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第三產業、中小企業、非公有制企業，要大力推進城鎮化，加快小城鎮建設。
第三，穩定物價。在市場經濟中，價格的波動是價格發揮調節作用的形式。但價格的大幅度波動對經濟生活是不利的。如果物價大幅上升和通貨膨脹，會刺激盲目投資，重復建設，片面追求數量擴張，經濟效益下降；如果物價下降和通貨緊縮，則會抑制投資，生產下降，失業增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絕大多數商品和服務的價格由市場決定，但政府可以運用貨幣等經濟手段對價格進行調節，必要時也可以採用某些行政手段（如制止亂漲價、打擊價格欺詐），以保持價格的基本穩定，避免價格的大起大落。
第四，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國際收支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之間由於各種交易所引起的貨幣收付或以貨幣表示的財產的轉移。
⒈含義: 宏觀調控是國家運用計劃、法規、政策等手段，對經濟運行狀態和經濟關系進行干預和調整，把微觀經濟活動納入國民經濟宏觀發展軌道，及時糾正經濟運行中的偏離宏觀目標的傾向，以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
⒉調控的主體:國家機關,主要是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
⒊特點:宏觀而不是微觀,間接而不是直接。
⒋採取宏觀調控的手段通常有：
（1）法律手段與經濟政策，如：調整稅率、金融、財政補貼等；
（2）計劃指導，如：國家大的投資規劃，或在某些行業和領域實行配額制度；
（3）行政手段，如利用工商、商檢、衛生檢疫、海關等部門禁止或限制某些商品的生產與流通。
『叄』 當市場對價格的控制失靈,政府如何干預市場
這些年房價上漲引起老百姓的強烈不滿，屬於「市場失靈」，於是政府不斷進行干預市場，想辦法使房價控制在一定范圍。
農副產品的價格上漲特別讓人揪心，這也是「市場失靈」，於是也進行市場干預。豬肉價格以及肉類製品、植物油是這次價格上漲的最猛烈的。國務院關於促進生豬生產的一系列措施是最直接的。
今年CPI的增長主要是糧及糧食製品、食用植物油、豬肉和牛羊肉及其製品、牛奶、雞蛋、液化石油氣等價格上漲引起的，因此國家最近採取的《關於對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務實行臨時價格干預措施的實施辦法》，決定啟動臨時價格干預措施也是針對這些產品。
『肆』 政府怎麼干預市場是有效的
對：相對的！之所以說政府幹預是必要的，是因為：1、政府手中掌握重要或巨大資源，對市場的影響力不可或缺（如我國）。2、政府幹預的速度快，往往有預見性，這就避免了可能最壞的情況（如米國）。但政府如果缺乏重要資源，卻要強硬幹預，就有可能使得本已失血的肌體死亡（如前蘇）。政府權利過大也有壞處，它容易造成權利尋租，從而使得分配不公正，使得少數人不勞而獲，佔有重要資源，並獲得壟斷收益（如我國）。
『伍』 政府能幹預期貨市場嗎
不可能幹預市場走向，但是可以限制開倉手數，一個品種過度背離市場，政府就要出面干預，本來你要開一千手，最多讓你來一百手
『陸』 政府對外匯市場干預的方式有哪些
中央銀行在進行這種干預時可採取雙管齊下的手段：
（1）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買進或賣出外匯時，同時在國內債券市場上賣出或買進債券，從而使匯率變而利率不變化。例如，外匯市場上美元對日元的匯價大幅度下跌，日本中央銀行想採取支持美元拋出日元，美元成為它的儲備貨幣，而市場上日元流量增加，使日本貨幣供應量上升，而利率呈下降趨勢。為了抵消外匯買賣對國內利率的影響，日本中央銀行可在國內債券市場上拋債券，使市場上的日元流通量減少，利率下降的趨勢因此而抵消。需要指出的是，國內債券和國際債券的相互替代性越差，中央銀行不改變政策的干預就越有效果，否則就沒有效果。
（2）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通過查詢匯率變化情況、發表聲明等，影響匯率的變化，達到干預的效果，它被稱為干預外匯市場的「信號反應」。中央銀行這樣做是希望外匯市場能得到這樣的信號：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將要發生變化，或者說預期中的匯率將有變化等等。一般來說，外匯市場在初次接受這些信號後總會作出反應。但是，如果中央銀行經常靠「信號效應」來干預市場，而這些信號又不全是真的，就會在市場上起到「狼來了」的效果。1978年至1979年卡特政府支持對美元的干預，經常被認為是「狼來了」信號效果的例子。而1985年西方五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的「廣場飯店聲明」立刻使美元大跌，就經常被認為是「信號效應」成功的例子。
所謂改變政策的外匯市場干預實際上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一種轉變，它是指中央銀行直接在外匯市場買賣外匯，而聽任國內貨幣供應量和利率朝有利於達到干預目標的方向變化。例如，如果馬克在外匯市場上不斷貶值，德國中央銀行為了支持馬克的匯價，它可在市場上拋外匯買馬克，由於馬克流通減少，德國貨幣供應下降，利率呈上升趨勢，人們就願意在外匯市場多保留馬克，使馬克的匯價上升。這種干預方式一般來說非常有效，代價是國內既定的貨幣政策會受到影響，是中央銀行看到本國貨幣的匯率長期偏離均衡價格時才願意採取的。
判斷中央銀行的干預是否有效，並不是看中央銀行干預的次數多少和所用的金額大小。從中央銀行干預外匯的歷史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兩個結論。
第一，如果外匯市場異常劇烈的波動是因為信息效益差、突發事件、人為投機等因素引起的，而由於這些因素對外匯市場的扭曲經常是短期的，那麼，中央銀行的干預會十分有效，或者說，中央銀行的直接干預至少可能使這種短期的扭曲提前結束。
第二，如果一國貨幣的匯率長期偏高偏低是該國的宏觀經濟水平、利率和政府貨幣政策決定的，那麼，中央銀行的干預從長期來看是無效的。而中央銀行之所以堅持進行干預，主要是可能達到以下兩個目的：首先，中央銀行的干預可緩和本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的跌勢或升勢，這樣可避免外匯市場的劇烈波動對國內宏觀經濟發展的過分沖擊；其次，中央銀行的干預在短期內常會有明顯的效果，其原因是外匯市場需要一定的時間來消化這種突然出現的政府幹預。這給予中央銀行一定的時間來重新考慮其貨幣政策或外匯政策，從而作出適當的調整。 3、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歷史發展
從1973年到現在，工業國家的中央銀行經常在外匯市場上進行直接干預，其中較大的聯合干預約有5次，成功和失敗的兼而有之。對1976年—1979年美元弱勢的干預 在經過1974年至1975年的世界性經濟衰退以後，美國的經濟仍處於高通貨膨脹，高失業率和低經濟增長率的處境。卡特政府為了刺激經濟，決定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然利率在上漲，但美國的通貨膨脹率漲得更快，外匯市場因此開始不斷地拋美元，使美元的匯價一路下跌。面對美元的跌勢，卡特政府決定干預外匯市場。1978年10月底，卡特政府宣布了一項反通貨膨脹的計劃，但由於對美國未來的貨幣政策並沒有明確的表示，美元反而在外匯市場上狂瀉。面臨馬克和日元升值的巨大壓力，德國和日本兩國的中央銀行被迫進行不改變自己政策為前提的大規模干預，買美元拋本國貨幣，但收效甚微。
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目標 自從浮動匯率制推行以來，工業國家的中央銀行從來沒有對外匯市場採取徹底的放任自流的態度，相反，這些中央銀行始終保留相當一部分的外匯儲備，其主要目的就是對外匯市場進行直接干預。 一般來說，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的價格出現異常大的、或是朝同一方向連續幾天劇烈波動時，往往會直接介入市場，通過商業銀行進行外匯買賣，以試圖緩解外匯市場的劇烈波動。對於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原因，理論上可以有很多解釋，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原因大致有三個。
第一，匯率的異常波動常常與國際資本流動有著必然聯系，它會導致工業生產和宏觀經濟發展出現不必要的波動，因此，穩定匯率有助於穩定國民經濟和物價。現在國際資本跨國界的流動不但規模很大，而且渠道很多，所受到的人為障礙很小。工業國家從70年代末開始放寬金融方面的規章條例，進一步為國際資本流動提供了方便。在浮動匯率制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動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外匯市場的價格浮動。如果大批資本流入德國，則德國馬克在外匯市場的匯價就會上升，而如果大批資本流出美國，外匯市場上的美元匯價必然下降。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人們都期待某一國貨幣的匯率會上升，資本就勢必會流向該國。
資本流動與外匯市場變化的相關性對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產業配置和物價有著重要的影響。例如，當一個國家的資本大量外流，導致本國貨幣匯價下跌時，或者當人們預計本國貨幣的匯價會下跌，導致資本外流時，這個國家的產業配置和物價必然出現有利於那些與對外貿易有聯系的產業的變動。任何一個國家的產業從對外貿易角度來看，可分為能進行對外貿易的產業和無法進行對外貿易的產業兩種。前者如製造業，生產的產品可出口和進口，後者如某些服務業，生產和消費必須在當地進行。當資本流出貨幣貶值時，能進行對外貿易的產業部門的物價就會上升，如果這一部門工資的上漲速度不是同步的話，追加這一部門的生產就會變得有利可圖，出口因此也會增加，但是從國內的產業結構來看，資本就會從非貿易產業流向貿易產業。如果這是一種長期現象，該國的國民經濟比例就可能失調。因此，工業國家和中央銀行是不希望看到本國貨幣的匯價長期偏離它認為的均衡價格的。這是中央銀行在本國貨幣持續疲軟或過分堅挺時直接干預市場的原因之一。
資本流動與外匯市場變化的相關性對國民經濟的另外一個重要影響在於，大量資本流出會造成本國生產資本形成的成本上升，而大量資本流入又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通貨膨脹壓力，影響長期資本投資。美國從80年代初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與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大量資本流入，美元匯價逐步上漲，而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美聯儲）在1981年和1982年間對外匯市場又徹底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西歐國家為了防止資本外流，在歐洲貨幣的匯率不斷下跌時，被迫經常直接干預外匯市場，並一再要求美聯儲協助干預。 第二，中央銀行直接干預外匯市場是為了國內外貿政策的需要。
一個國家的貨幣在外匯市場的價格較低，必然有利於這個國家的出口。而出口問題在許多工業國家已是一個政治問題，它涉及到許多出口行業的就業水平、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選民對政府態度等許多方面。任何一個中央銀行都不希望看到本國外貿順差是由於本國貨幣的匯率太低而被其他國家抓住把柄。因此，中央銀行為這一目的而干預外匯市場，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柒』 中國政府怎麼干預股票市場
從理論上講，政府幹預經濟，主要是為了糾正市場失靈。自由經濟理論的假設前提是，信息對稱，市場出清。在此基礎上，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可以讓經濟自動實現均衡發展。但是，在現實中，由於存在經濟主體獲取信息的成本，信息不可能完全對稱，市場也無法徹底出清，因此，單純的自由市場機制不可能讓經濟自動實現均衡發展。經常出現的商品供不應求或供大於求就是具體表現。由於市場機制調節經濟活動的缺陷已經從理論上證明是客觀存在的，再加上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的爆發等，這些都使得市場調節「萬能論」的觀點及政策主張受到強烈沖擊，有關宏觀經濟調控的各種理論和政策應運而生。目前，各國已經基本形成共識，即宏觀經濟調控也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行中一個必不可少的有機組成部分。
就股市來看，政府幹預也是有意義的。例如，作為一向標榜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的最發達國家之一，美國對於股市危機也不是坐視不管的。早在1929年美國股災發生後，美國總統羅斯福上台後的第三天，就「關閉」了當時還在營業的所有銀行，禁止黃金出口，中止了一切外匯交易。三天之後，羅斯福又簽署了《銀行緊急狀態法案》，使銀行的休假時間被無限期地延長。2001年「9·11」事件發生之後，美國也採取了一系列干預股市的措施，例如，總統布希親臨華爾街視察講話以恢復投資者信心，暫停股市交易，支持商業銀行向上市公司提供資金回購本公司股票，連續降息等，以保證股市的正常運行。日本、中國香港等國家或地區，也都有政府幹預股市的成功範例。
那麼，政府該如何干預股市呢？顯然，政府幹預股市，不應該按照計劃經濟的方式對股市供求強行進行行政管制，也不應該完全依照自由市場的邏輯讓其放任自流。在過去的十餘年中，在股市低迷時，我國政府曾經多次藉助「有形之手」的作用，以政策托市；也曾試圖強化市場「無形之手」的作用，完全依靠市場機制自由調控市場。但是，實踐證明，兩者的效果都不夠理想。這些說明，過度的行政干預和完全的自由放任，都不能成為推動股票市場乃至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舉措。政府要做的應該是，通過經濟、法律、行政手段加強監管，對上市公司、證券公司、交易主體等實施全方位的監管，為市場創造良好的運營環境，從而實現風險逐步緩釋、避免風險高度積累、充分發揮股市有效配置資源的目的。當然，這並不排除在股市出現崩潰時，政府會採取非常手段來控制局面。
在我國，如果股市出現問題，政府不可能坐視不理。但是，在一個高效、健康的股票市場中，股票的價格、回報及波動性，在宏觀上和長期內主要應受實體經濟狀況的影響，其對政策的反應也是適度的。因此，政府對股市的干預，主要體現在致力於為股票市場提供良好的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如加強監管、嚴格執法。至於和大白菜性質相同的作為商品的股票價格之高低，不斷經歷風風雨雨的股民自會有判斷，股民也必然要承擔股票價格漲跌的風險，也就是所謂的「買者自負」。此外，有一點需要澄清的是，作為調控經濟重要手段的貨幣政策工具，其調控的目的不是股價，而是通貨膨脹。因為如果投資者預期通貨膨脹加速的話，評級較高的債券的投資地位就會下降，投資者會大量地購買股票，並將其作為一種保值的方法，從而刺激股價的上漲。因此，以央行為代表的政府部門，應公開明確宣布將通貨膨脹作為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至於資產價格（以房價和股價為代表），無論理論研究還是發達國家的經驗都表明，其與物價指數密切相關。所以，當貨幣政策工具目標鎖定通貨膨脹的同時，其實也瞄準了資產價格。
『捌』 政府為什麼要干預經濟，如何干預經濟
宏觀調控是指總體經濟活動的問題，即經濟中的總量問題（宏觀經濟學在有的地方也叫總體經濟學）。一個產品市場上的供給、需求、價格，屬於微觀的范圍，而社會的總供給、總需求、價格水平則屬宏觀范疇，國民收入、總產值等等，當然也都是宏觀的概念。因此，所謂宏觀調控，是指對這些經濟總量及總量之間的關系的調節和管理，其基本工具是中央政府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所以也不是任何一級政府都具有宏觀調控的職能。政府對微觀活動的一些干預是必要的、合理的。所謂微觀干預，是針對市場由於種種原因而缺乏效率的情況所採取的措施，是因此而在不同程度上用政府的干預或管制來取代市場機制的作用。例如，商品的價格本來是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但由於一些特殊的情況，某種商品的市場價格出現了異常的變動，以至引起了被認為是不合意的或不能接受的收入分配結果，這時，作為一種特殊安排，政府限制價格在一定時期可能是必要的，這可以是實行最高限價，也可以是規定最低限價（如最低工資），這都是限制或取代市場機制的作用。其它如特許權、項目審批等規定也是如此。
實際上政府幹預是在市場調節不能正常運營時政府才採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進行調整。
由價值規律自發地調節經濟的運行。即由供求變化引起價格漲落，調節社會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各個部門的分配，調節生產和流通。符合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能夠比較合理地進行資源配置，使企業的生產經營與市場直接聯系起來，促進競爭。但市場調節具有盲目性一面，因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必要加強宏觀調控。
由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引起的價格變動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的調節。是價值規律調節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表現形式。當商品的生產超過需要時，市場上供過於求，價格下跌，利潤減少，當價格跌到價值以下時，利潤率低於平均水平，商品生產者就會縮減生產，使市場上供給減少，求大於供，價格又會回升。
『玖』 為什麼國家干預不了期貨市場
你從哪得出的這個結論？國家想干預就沒有干預不了的
『拾』 當市場對價格的控制失靈,政府如何干預市場請盡快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政府幹預理論，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市場失靈理論和政府的經濟職能理論。
斯蒂格利茨與西方其他經濟學家一樣，認為政府幹預的主要作用是彌補市場失靈。因此，對市場失靈的研究就成為政府幹預理論的一部分。傳統的市場失靈理論，在承認市場競爭可以在某些條件下達到帕累托最優的同時，認為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外部性、壟斷、收入分配和公共品提供等問題，因此，政府幹預的范圍應限制在上述「老四條」范圍之內。斯蒂格利茨對這種觀點提出了挑戰。他的獨特之處在於，不僅從各種表面現象論證市場失靈，而且還觸及到了微觀經濟學的核心——福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這就使他的理論有比較扎實的基礎
福利經濟學是西方微觀經濟學的核心部分，正是福利經濟學最終完成了對市場機制會導致帕累托最優的論證。這一論證建立在福利經濟學兩個基本定理的基礎上。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指出，每一個完全競爭的經濟都能夠帶來帕累托效率；第二定理指出，每一種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資源配置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實現。若這兩個定理成立，則政府幹預的范圍將被局限在上述狹隘的范圍之內，市場將把大部分事情做好。可見，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為限制政府幹預提供了最有力的論據。而斯蒂格利茨則認為，這些定理都是建立在錯誤的假定之上，因此定理本身也是錯誤的。
首先，福利經濟學假定，市場經濟中的買者和賣者通過觀察價格即可掌握所有有關商品交易的信息，即人們是具有完全信息的。而斯蒂格利茨認為，有關商品交易的事件空間遠大於價格空間，市場中不僅存在影響廠商產出的一般事件，而且存在許多無法預料的偶發事件，如總經理生病、機器突然損壞等。這些成百上千的變數會影響廠商的利潤率，但這並不能很快從價格上表現出來。此外，有關效用函數的假設也非常重要。蓋爾和斯蒂格利茨（1985）證明，只有在一個極為嚴格的假定之下，即必須存在「恆定的絕對風險規避效用函數」，價格才可以傳遞所有信息。一旦偏離此假定，價格就不能充分傳遞信息。可見，完全信息的假設不能成立。
其次，福利經濟學假定存在一套完備的市場。而事實上，構建市場是需要費用的。如果無數的商品、偶然事件和不確定性都存在市場的話，那麼光是為了組織這些市場就要耗費大量資源。特別是那些不確定性較強的市場，如風險市場和期貨市場，由於不確定性造成的巨大組織成本，使得建立這兩種完全競爭市場是極不經濟的。此外，信息不對稱也限制了市場的完備性。因為處於信息劣勢的一方為規避風險，防止被欺詐，不願同具備信息優勢的一方進行交易，這就大大限制了市場的范圍。所以，完備的市場這一假定也不成立。
最後，福利經濟學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即每個廠商都是價格接受者。實際上，市場競爭更類似於壟斷競爭。由於信息不完全，當一個廠商提高價格時，該廠商的所有顧客並不馬上尋找另一家產品同質而價格更低的廠商，因為搜尋信息是需要成本的。同理，一個廠商降價也不會把其他廠商的顧客都吸引過來。這就使廠商可以制訂 價格而不是接受價格。此外，固定成本也會造成不完全競爭。斯蒂格利茨（1993）證明，即使只存在少量的固定成本，也會使市場供給者大量減少，從而使市場競爭變成不完全競爭。
在上述論證的基礎上，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1986）以較復雜的數學模型證明，當市場不完備、信息不完全、競爭不完全時，市場機制不會自己達到帕累托最優，這就是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此定理的深刻含義在於，由它所定義的市場失靈是以現實中普遍存在的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競爭、不完備市場為基礎，因此市場失靈不再局限於外部性、公共產品等狹隘范圍，而是無處不在的。這就為政府幹預提供了廣闊的潛在空間。為了彌補市場失靈，政府幹預應該遍布各個經濟部門和領域，而不僅僅是制訂法規、再分配和提供公共品。
二、政府的經濟職能理論
市場失靈的普遍性必然要求政府幹預的普遍性。但西方經濟學的流行觀點是，政府本身也有失靈問題，政府幹預經常是無效的。針對這一點，斯蒂格利茨提出了政府的經濟職能理論。他認為，政府失靈並不比市場失靈更糟，而且這種失靈是可以被緩解乃至消除的；通過採取適當的政策，政府幹預可帶來帕累托改進。
（一）政府效率分析。許多西方學者認為，政府對市場失靈的各種干預缺乏效率，即存在政府失靈問題。斯蒂格利茨承認政府失靈的存在，並從原因和表現形式等多方面論證了政府失靈。但是，斯蒂格利茨認為應換個角度看政府失靈。並非只有政府部門才會出現低效率現象，人們在私營部門中同樣可以找到類似的低效率現象。任何人都不會不犯錯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誰犯了什麼錯誤，做了什麼好事，而在於是否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政府失靈比市場失靈更壞。斯蒂格利茨（1988）的實證研究表明，無論是統計數據還是具體事例，都不能證明政府效率比私營部門更低。也就是說，政府效率並不比市場更差。從理論上講也是如此。有人認為政府部門會由於缺乏所有者而導致缺少激勵，從而效率低於私營部門。斯蒂格利茨認為，西方大型私營公司的雇員都不是所有者，從委託一代理理論的角度看，他們也同樣缺乏利潤最大化的激勵。特別是目前大型公司股權高度分散，公司經理所佔股權也是微乎其微，所有者已很難控制公司了。就這一點來說，政府與私營企業之間幾乎沒有區別。
盡管如此，斯蒂格利茨仍然承認政府部門因某些原因而嚴重缺乏效率。這些原因包括：缺乏競爭；沒有破產威脅；承擔社會目標；過分追求公平和限制職權范圍等。但是，斯蒂格利茨又認為這些問題不是政府本身所固有的，可以通過各種途徑消除。如政府可以允許甚至鼓勵政府企業與私營企業競爭或政府企業內部之間競爭；政府可以建立一套程序，使得與預算軟約束有關的交易費用增大，迫使企業硬化預算約束；政府可以制定法律和規則，迫使自己遵守承諾，終結無效率的企業；最後，政府完全有能力自己控制收入差距和職權范圍的強度。總之，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政府天生就比市場缺乏效率。
（二）政府的相對優勢。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不但不比市場效率差，而且由於政府的強制性職能，使它能做許多市場不能做的事件。這樣，政府就會在糾正市場失靈方面具有明顯的相對優勢。這些優勢可分為4種：
1.政府有徵稅權。政府同私營部門一樣，也面臨著不完全信息的約束，但是，政府可以通過糾正性稅收來影響生產、引導消費，以增加福利收益，實現帕累托改進。例如，假設一家保險公司認識到，吸煙會引起火災，所以增加了提供保險的風險。然而，它缺乏投保人吸煙的信息。投保人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就會產生道德風險，放鬆對吸煙引起火災的警惕性。而政府雖然敢缺乏信息，但是它可以通過對香煙征稅，抑制人們吸煙，從而因道德風險的減少而獲得福利收益。
2.政府有禁止權。政府憑借其強制力可以禁止某項活動，而這類禁止可帶來帕累托改進。例如，當某些商品的固定成本較高時，為了彌補固定成本，最優定價機制會使某些商品的價格非常高，特別在商品需求彈性較低或生產技術落後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市場本身並不能淘汰此類商品，而政府卻可以行使禁止限制這些商品進入市場，根據斯蒂格利茨（1980）的分析，這樣做可以增進福利。
3.政府有處罰權。政府可以通過立法對市場中的違約行為進行處罰。盡管私人之間訂立的合同也包含了對違約活動的處罰條款，但這些條款僅限於對違約者財產的處分規定，而政府則可以對那些無財產抵押的人實施處罰。此外，政府可通過處罰輕易地解決污染等外部性問題，而私人之間協商的解決方案僅在科斯定理的零交易成本假設下才能形成；在正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裡，個人之間達成協議的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於難以成功。
4.節省交易費用。在沒有政府的情況下，市場中的搭便車、信息不完全和逆向選擇問題會提高交易費用，而政府則可通過公共品供給和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節約這些費用。例如，保險公司為了弄清保險人的情況，需要一筆巨額運轉費用，相比之下，政府社會福利 體系的運轉費用要低得多。
（三）政府糾正市場失靈的措施。如何糾正市場失靈呢？斯蒂格利茨認為，盡管教科書中的完全競爭模型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但市場經濟中的有限競爭卻可以起到傳遞信息、推動技術進步的作用。所以，在政府直接參與的公共汽車和公共部門中，應積極抑制壟斷，鼓勵開展競爭。要做到這一點，政府的經濟功能就要在保持集中化決策優點的同時，適當進行分散化。即把公共服務交給不同政府團體去經營，使人們可以在不同政府團體的競爭中比較它們之間的效率優劣。而對於市場經濟中普遍存在的資源配置無效率現象，斯蒂格利茨提出，政府的公共政策應主要定位於資源配置職能，通過發揮政府的再分配職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具體做法是對所有商品實施最優糾正性稅率，最優稅率應以估算的所有商品的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包括所有的交叉彈性）為基礎。斯蒂格利茨也承認獲取這些信息有困難，所以他又指出，政府應把注意力集中在較大、較嚴重的市場失靈上，如資本市場、保險市場等。
三、評論與啟示
（一）斯蒂格利茨的市場失靈理論，否定了市場機制會自動導致資源配置最優的傳統教條，從而對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原理提出了挑戰。西方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就是要論證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即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價格機制可以將市場經濟繁榮資源配置引導到最優狀態。但我們從斯蒂格利茨的市場失靈理論可以看出，這個廣為流傳的原理不符合事實。現實中的市場經濟，都是信息不完全、競爭不充分、市場不完全的。在這種情況下，教科書上的那些邏輯優美的理論難以成立，因此也就失去了指導實踐的可能。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微觀經濟學一無是處。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確實可以起到激勵和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只不過這種作用不能導致「帕累托最優」這個理想狀態。在這里，斯蒂格利茨的觀點實際上主張回到亞當·斯密關於「看不見的手」的經典描述。亞當·斯密在論證這只「看不見的手」時，只提到它會「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並未將它拔高到「帕累托最優」的水平。而市場機制會自動導致「帕累托最優」的論證，是新古典學派完成的。斯蒂格利茨則證明，新古典學派的對市場機制的理論發展，走上了錯誤的道路。經濟學家真正應該關心的，不是市場機制能否導致某種理想狀態，而是如何發揮市場機制的激勵和資源配置作用。
（二）斯蒂格利茨的政府職能理論，也讓人耳目一新。傳統觀點認為，市場機制的效率要比政府高得多。由於市場可以在絕大多數經濟領域發揮作用，因此，它留給政府幹預的活動空間並不大。斯蒂格利茨卻證明，市場失靈無處不在，政府幹預的可能領域是極為廣泛的；政府的效率也並不比市場更低，不能用政府失靈為借口排斥政府幹預。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通過適度改革，防範政府失靈。斯蒂格利茨提出了眾多的改革建議，這些建議的核心是在公共部門中引入競爭機制，實現適當的公共職能分散化，使不同的政府部門之間開展競爭。這種方法實際上已經在美國一些州的政府部門採用了。實踐證明，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奧斯本等，1992）這種提高政府效率的方法，也是值得我國政府部門借鑒的。
（三）斯蒂格利茨對公共政策定位的論述，即政府應發揮再分配職能去糾正市場的資源配置無效率，具有明顯的空想性。對全社會成千上萬種商品征糾正性稅，即使僅限於「重要市場」的商品，也需要一筆龐大的信息與管理費用，過高的征稅成本有可能使這類措施得不償失。從這個問題來看，斯蒂格利茨本人也未能擺脫一味追求「帕累托最優」的思路。在他看來，市場機制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理想狀態，而政府卻可以通過干預，實現「帕累托改進」。在這里，斯蒂格利茨明顯地表現出對政府的「糾正性徵稅」抱有幻想。東西方的實踐早已證明，盡管市場機制並不能理想地配置資源，但政府的「糾正」也同樣不能達到理想狀態。如果我們拋掉了「帕累托最優」這個「情結」，就應該承認，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時出現的某些無效率現象，是政府幹預也不能避免的，因而也是可以容忍的。
（四）斯蒂格利茨正確地提出了市場失靈的普遍性和政府的相對優勢，以及提高政府效率的途徑，這對於我國正確地認識市場機制的缺陷、推進政府經濟職能的轉換有良好的借鑒意義。但是，他對於政府的公共政策應定位於什麼領域，卻缺乏站得住腳的論證。本文認為，在我國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應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作用；在市場機制對資源的配置出現無效率現象時，政府的主要作用是運用各種經濟政策，從宏觀角度加以調控。從微觀角度看，政府作用僅限於制定游戲規則和各種政策法規。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應更多地定位於調整產業結構、熨平經濟波動、調節收入分配，而不是過多地涉足於微觀的資源配置領域。